新媒体与网络空间的文化表达

网络越来越成为大众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新媒体愈益嵌入社会各层面,网络甚至成了某些群体的生活方式。网络的文化表达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网络空间越发成为一个有着复杂多元政治意味和文化意识的舆论场,话语权的争夺越来越激烈。伴随网络公共空间的建构,"公共性"意识亟待加强。互联网的局限警醒我们,必须通过网络文化的价值导向掌握话语权。     

对行政补偿制度完善路径的思考

我国行政补偿制度建立较早,但并未得到充分培育与发展。在转型时期,只有推进利益诉求的表达机制不断完善,才能实现社会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制衡与连接,行政补偿制度更是如此。唯有在程序规范、补偿范围、补偿标准等制度要素的诸多方面充分搭建公民与国家间合作与对话机制,方能达至一个良善的行政补偿制度。     

农村法治中的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及其有效保障

邓维立在《社会主义研究》2011年第5期撰文认为,农村社会组织在农村依法治理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它的积极参与有利于调和平衡不同主体的利益关系,化解农村社会矛盾,促进农村社会的和谐。当前,维护农民权益、建立畅通的农村公共利益表达机制已刻不容缓,这对于发育不足的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为此,我们需要营造畅通的利益表达机制,保障农村社会组织乃至农民平等自主地参与发展;保障农民土地权益,     

我国群体性事件之公法防治对策研究

杨海坤在《法商研究》2012年第2期撰文《我国群体性事件之公法防治对策研究》认为．群体性事件是指由众多个人组成的群体所制造或形成的事件,它是一个中性概念,“违法性”并不是界定群体性事件的基本要素。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的特殊时期．群体性事件处于多发时期。导致群体性事件频发的主要原因有：一是“官民”关系错位．二是利益表达机制梗阻,三是权力运行机制封闭,四是权利救济渠道缺损,五是法治化应急处置机制缺失．六是善后处理制度缺位。预防群体性事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理顺“官民”关系,建立表决权型政府。     

转型期我国工人利益表达方式及特点分析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中国社会结构和利益的分化不断加深。政府代表全体公众利益的前提是其利益能够充分表达,不同群体的利益能够被充分地反映。但现阶段工人利益表达存在着被动性、非组织化、非制度化和分散化等问题,这不仅导致了劳资关系失衡,而且加剧了社会矛盾和冲突。在当前利益格局调整的关键时期,强化工会利益表达功能是通过社会利益均衡机制维护工人群体利益的一种重要方式。     

民族习惯法的价值评价标准研究——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苗族习惯法为例

民族习惯法究竟有什么价值?如何处理国家法与民族习惯法的关系?民族习惯法独有的实质合理性的价值评价标准使得其不同于国家法,其对秩序的追求以及借助分散的个人知识、传统、社会习惯克服了它作为一个个人行为的集合体以及局限性、片面性以及部分的形式非理性,从而达到国家法所不能达到的目标。     

中国公众需要怎样的表达

正近半数受访者关注钓鱼岛争端截至2012年11月初,在本年度发生的与中国有关的大事情中,钓鱼岛争端持续发酵的问题最让中国公众感到忧虑,但中国人应该怎样表达类似这样的忧虑、不满甚至愤怒情绪呢?2012年,中日钓鱼岛之争由于日本政府放言准备将钓鱼岛收归"国有"而日趋激烈,临近"9·18"之际,中国北京、西安、上海、南京、深圳等多地爆发大规模反日示威游行。一些城市的示威游行甚至出现了失控局面。面对钓鱼岛争端持续发酵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公众会如此不满,甚至愤怒?"2012中国综合小康指数"调查显     

论表达自由在宪政社会中的作用

表达自由是各国宪法规定的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和自由,同时也是国际人权运动重点争取和保护的基本人权。表达自由有利于促使公民自身内在与外在的和谐,有利于公民自我价值的实现,有利于公民有效地参与社会的运行。表达自由也有利于宪政制度的有效实施,有利于促使政府忠实地履行职责,有利于宪政社会的民主政治建设,有利于疏导和化解社会矛盾。在当今社会,如何保护表达自由得以真正实现,关系到每一个公民的切身利益,也是法治国家实现程度的标志。     

论习惯作为民法法源

《民法典》第10条规定了习惯法源条款,该条所称的习惯应为习惯法,而非事实上的习惯。适用习惯法需满足法律没有规定、不得违反公序良俗原则条件。厘清习惯与习惯法二者的区别,对习惯加以识别,是正确适用习惯法裁判案件的前提。司法实践中法院经审查,认为习惯可以适用的,将其作为习惯法,实为《法官法》的一种表现形式。适用习惯法处理争议既有利于弥补制定法的不足,又能展现我们民族的良善法文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社会治理：政策表达与变迁逻辑——基于1949—2022年政策文本的内容分析

社会治理政策是推动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抓手,也是影响社会治理质量的制度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在社会建设领域制定了一系列符合中国社会实际的社会治理政策。以1987—2022年国家层面出台的95份关于社会治理的权威政策文件为分析样本,借助扎根理论与Nvivo软件,编码并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治理政策变迁的政策表达理论模型,通过政策文本内容所呈现的“故事线”对中国特色社会治理政策变迁进行解读,总结出中国特色社会治理政策演变的四个阶段,即1949—1978年以“社会管控”为主的政策萌芽阶段、1978—2002年以“社会改革”为主的政策发展阶段、2002—2012年以“社会管理”为主的政策转型调整阶段、2012年以后以“社会治理”为主的政策完善提质阶段,并利用政策表达模型诠释出中国特色社会治理政策演化的四重逻辑,即政策理念——从单一化的“社会管理”迈向多元化的“社会治理”;政策结构——从权威主体包揽的“管控型结构”迈向权威主体引导的“元治理结构”过渡;政策内容——从中微观的“经验治理”迈向宏观的“制度建设”;政策过程——从当前的“问题导向”迈向长远的“战略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