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技术助力乡村治理

培育内生动力成为当前巩固脱贫和防止返贫的关键。新媒体赋权提供了一条培育农村低收入人口内生动力、助力农村低收入人口成为乡村治理主体的新路径。农村低收入人口通过新媒体的使用拓展了线上线下的社会网络,在赋权的过程中获得了新的自我身份和个体自主性。同时,借助各级政府部门的资助,农村低收入人口成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新生力量和乡村治理的多元主体之一。新媒体赋权助力乡村治理培育多元主体,在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中发挥了纽带作用。     

发挥好媒体在乡村振兴中的支撑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战略与其他战略不同的地方在于乡村振兴的主战场在农村、主力军是农民。媒体作为宣传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重要阵地,如何引导农民、调动农民,使政策受众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接受并积极投身乡村建设,尤为重要。乡村振兴战略离不开强有力的政策宣传、政策引导的过程,媒体要提高政治站位、创新传播内容、贴近乡土民情,发挥好媒体舆论的积极引导和规范作用,实现农民主体的认同自觉,精准助力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路径选择

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基层工作中居于基础地位,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中坚力量。当前,在乡村振兴战略已经进入全面实施阶段后,农村基层党组织要当好乡村振兴的引领者,必须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不断提升政治领导力;锻造过硬队伍,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覆盖力;践行党的宗旨,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群众凝聚力;创新动员模式,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社会动员力;强化共同价值,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发展推动力;勇于自我革命,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自我革新力,从而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提供坚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乡村振兴背景下地理标志侵权与保护问题探析——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

地理标志在推动乡村产业升级、提振乡村经济、实现乡村振兴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我国现有地理标志保护机制存在缺乏完整保护体系、管理机构权力重叠、事后监管缺位等问题,致使地理标志保护力度不足,在实际中地理标志侵权与滥用问题大量出现。文章通过对我国地理标志保护模式现状与问题的阐释,结合广西地区地理标志保护的相关情况,分析当前地理标志在实践中出现的外部侵权与内部滥用问题,进而寻求加强地理标志保护的方法与对策。     

乡村振兴重在强村富民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必须加强顶层设计,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     

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创新路径

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将为传统农区破解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发展的路径创新障碍提供新机遇。我国传统农区,产业结构相对单一、小微企业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多、风险抵押物少,传统金融的信贷抑制性强,使得乡村振兴中的普惠金融形式不活、作用不强、创新不够。因此,应立足传统农区"乡村振兴"、以服务乡村产业振兴为焦点、坚持科技创新引领、完善乡村地区金融生态环境,不断优化农村金融服务政策体系。     

中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评价与对策

中等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与乡村振兴具有内在的逻辑自洽。运用综合评价模型、耦合协调模型和空间相关性分析对2010—2020年我国31个省域的中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水平与乡村振兴水平以及二者耦合协调度进行评价。结果表明：我国中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水平与乡村振兴水平及二者耦合协调度均不断提高,但区域发展不均衡;中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与乡村振兴呈现耦合协调现象,但以初级协调型为主,耦合协调度尚待提升;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的空间聚集现象,主要表现为东部地区的高-高集聚与西部地区的低-低集聚。为了使中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与乡村振兴进一步耦合协调发展,应明晰中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耦合乡村振兴的作用机理,创新中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发展方式,强化中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支撑乡村教育的体系建设,挖掘中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与乡村振兴的特色区域关联。     

乡村治理中村规民约的完善与发展

为加速实现全面乡村振兴目标,要充分发挥村规民约对乡村管理的约束与促进作用,从而促进“三治”相结合的乡村现代化治理体系的完善。但是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村规民约面临着一系列的现实问题,同时在制定、执行、监督等方面存在不足。本文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以下完善措施：将“三治”融入村规民约;严格把控村规民约的制定;健全村规民约的监督机制。村规民约的不断完善与发展对维护村民合法权益、规范乡村事务管理、实现乡村现代化治理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     

基层治理视阈下乡村法治供需矛盾实证研究

乡村法治供需如何匹配为基层治理一大难题。目前,E市N镇乡村法治供给主要为村规民约、普法宣传、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三种形式。三种制度供需矛盾体现在村规民约内容泛化,知情度、实用率低;普法宣传内容缺乏针对性、宣传形式陈旧;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认知率低、顾问语言不通及服务领域不对口。这是制度设计与运行机制不完善、基层党政与村委会互动不强所致,需要转变观念,精准施策;加强领导、互动与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