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贤”的基因探寻及其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优化

新乡贤可以为乡村建设贡献积极的力量,但乡贤在实践中也存在一些消极的影响。德行与才能是新乡贤的历史基因也是其重要的评价标准,但是这一评价标准存在模糊性与主观性的特征,容易被掌握有自由裁量权的行动者所利用,为自己的私利服务。支持乡贤发挥作用的因素还有中国社会中的"精英"与"权威"取向,这些因素会对乡民群体建设乡村社会带来消极的影响。基于对这些消极影响的思考,在此提出了大众参与的制度化治理观点,希望通过大众积极的参与加制度化的规定来实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趋利避害"。     

乡贤参事会及其在乡村协商民主中的价值分析——以浙江省嵊州市竹溪乡乡贤参事会为例

乡村社会治理呼唤基层协商民主创新,乡贤参事会作为一种新型乡村协商民主形式,具有重要的价值。通过对浙江省嵊州市竹溪乡乡贤参事会组织结构、职能、协商途径等方面的分析,发现其具有搭建协商平台、优化协商主体、促进政治参与、提升协商实效等正向价值,同时也具有代表性不强、精英民主挤压大众民主、规范化欠缺等负向价值。     

中国古代“乡绅之治”:治理逻辑与现代意蕴——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非行政化启示

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很大制约因素在于广袤的基层。中国古代基层治理有着较为丰富的借鉴资源。纵观中国历史发展,乡绅阶层处于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扮演着独特的社会角色,成为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调节器。他们是中国传统乡村的治理者,是社会公共权力结构的主导者。"乡绅之治"作为传统社会的一种治理方式,在平衡国家权力、促进基层自治,节约行政成本、创造社会财富,构筑乡绅文化、凝聚乡村力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今天乡绅文化不复存在,但乡村不会因现代化而消失,乡村治理是一个需深入研究的现代化命题。推进乡村自治,是今天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面。     

“三治融合”视域下乡村治理能力提升的三维审视

不同于主要依托村民自治制度展开的传统村治形式,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方式具有更为丰富的构成要素与更为深刻的价值意蕴。乡村"三治融合"体现了基层民主力量、规范力量与柔性力量的融合,其实践过程即乡村自治能力、法治能力与德治能力的提升过程,其诉求指向涉及参与均衡、权威转化和乡贤培育。从乡村自治能力提升的维度观之,需要推进村民公共参与的均衡化;从乡村法治能力提升的维度观之,需要驱动精英权威向制度权威的转化;从乡村德治能力提升的维度观之,需要挖掘传统乡贤文化精髓并培育新乡贤群体。以上三个通道的打开,可以有效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愿景的实现。     

知行合一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孔学堂愿景

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近年来,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已上升到国家层面。在民间,办书院、学国学的人也越来越多。2012年9月,以规模宏大的贵阳孔学堂(一期)建成为标志,传统文化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重返"人们的生活。大成殿、杏坛、讲堂群、六艺学宫、乡贤祠、阳明祠、奎文阁等建     

古时乡贤的推举方式与作用的发挥

中国有着悠久的基层社会治理传统,常以年岁、德行及能力为标准推举乡贤,优化基层社会治理。乡贤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历代王朝在基层体制设置的三老、父老等,另一类是选官制度中的文教与德行标准所引导形成的士人群体。从东汉世家大族到魏晋门阀士族,再到明清士绅,士人都在地方社会中承载着文化传承的使命,指导着社会生活,并充当着社会与政府之间的沟通桥梁。     

四位一体:“乡贤+”下的基层社会治理——基于绍兴市永和镇的个案研究

乡贤有独特的政治导向、经济发展、文化重塑和社会建设价值。基层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去发现乡贤、培养乡贤以及树立乡贤。绍兴市永和镇通过发挥乡贤文化优势、系好乡情亲情纽带、搭建各展其能平台以及营造共商共治氛围的举措,开辟出乡贤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新道路。此外,乡贤治理也要关注合法性、合理性、合情性问题,加以现代化改造,增强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的乡贤贡献力。     

精英吸纳、融入性协同治理与乡村治理共同体建构

面对现代社会风险与复杂性叠加的情况，乡村治理模式由精英治理到多元共治再到治理共同体演进，以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对抗碎片化、个体化、多元化的挑战。鉴于乡村精英流失、具备资源汲取及整合能力的权威性力量衰弱，国家通过政策、项目、制度、组织、文化（荣誉、情感）等多元方式吸纳被冠以“新乡贤”的新时代复合型精英回归，将促进其融入乡村发展与治理作为实现共同富裕和治理有效的重要举措。乡贤作为重要治理主体与关键行动者，通过公共参与和协同治理、文明传承与人文教化、道德垂范与共享价值体系重塑、共同体意识培育与公共性再生等机制，促进了乡村参与共同体、精神共同体、伦理共同体、建设共同体等不同形式共同体的重塑，在治理共同体建构中发挥了重要的“链条”作用。治理共同体建设须遵循系统性、协同性原则，围绕“结构—行动—意识”三个维度，将多元主体激励与协同、组织合作机制建构、公共性培育作为重点。     

“新乡贤”的历史传承与当代建构

<正>王先明在2014年8月20日《光明日报》上撰文指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乡贤,是对有作为的官员或有崇高威望、为社会作出重大贡献的社会贤达的尊称,是对去世者予以表彰的荣誉称号,也是对享有这一称号者人生价值的肯定。乡贤与乡绅的概念具有较多的重合性。乡绅,是传统时代乡村社会中的管事,这是一种具有社区     

乡村纠纷解决中的实施教化——以甘肃临夏乡贤宣讲“卧尔兹”解决纠纷为例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对于西北地区而言,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需要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权威即"乡贤"~([1])发挥积极作用,通过教化解决纠纷以维持当地的社会秩序。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的乡贤通过宣讲"卧尔兹"的教化方式,采取劝导、训诫、教育的宣讲方法解决纠纷,其教化目的实现的基本路径为"理解规范—强化认识—遵守规则",为当地社会秩序的维持做出了一定贡献。乡贤宣讲"卧尔兹"的教化方式必须在法治的框架内,并以中国自生法秩序为基本参照,才能令其在西北地区的乡村治理中继续发挥出应有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