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书证收集立法:问题及其完善

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在强化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同时,不仅没有提供当事人收集书证的程序保障.还保留了法院在一定条件下调查收集证据的权力.民事书证收集立法在审判实践中暴露出以下问题:诉讼结果不确定,当事人收集书证困难,书证收集环节中存在着司法腐败.完善民事书证收集立法,应建立合理的民事书征收集模式,细化民事书证收集运作规则,即将书证提出一般化、设定书证提出义务的范围、设置书证提出命令的申请和审查程序等.     

书证制度的内在机理及外化规则研究

应当从证据种类的本质特征及其证据分类的价值目标的视角来确定证据种类,并以此来判断书证的外延;文章由此认为视听资料以及书面证言都应当属于书证范畴,并进行了充分的分析论证;文章从理论上论证了公文书证和私文书证的评判规则,并结合我国现行立法进行剖析,指出了存在的问题;文章还认为,持有文书的当事人或者第三人负有文书提出义务,违背文书提出义务将承担公法或者私法上的法律后果。     

“案发经过”:证据维度下的改革走向

"案发经过"材料为提高诉讼效率、正确量刑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它的证据地位和作用颇受质疑。应当根据"案发经过"的内容考察它的法律属性,根据"部分肯定说",将"量刑情节"部分认定为书证,以此为基础,进行去异质化的改革。在理念上,应重视罪轻情节证据的收集;在内容上,仅保留量刑情节部分;在称谓上,统一改称为"到案经过";并建立完整的证据链条体系。     

朱墨时序是否影响文书的法律效力

笔者处理的大量案件当中,书证均是最关键的证据,对于书证的形成则是原被告及各方当事人举证质证的一个重点内容,一般情况下,文书的形成是先打印后盖章,即俗称的先墨后朱,但如果存在先朱后墨的情况,即先盖章后打印,那这份文书的法律效力是否就要受到影响呢?这是诉讼证据采信的一个难点,笔者对此进行相应的分析和论述。     

中国古代书证的演进及司法实践

自从中国上古时期发明文字以来,就出现了最早的书证形式。我国先秦以前的书证非常简略,大多书写在木简、竹简、金石器物和布帛之上,非常不便。随着造纸技术的发明和纸张的广泛使用,书证适用于各种民事、刑事和行政诉讼领域。纸张的普及推动了中国古代书证制度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容易伪造的弊端。为了防止伪造和变造书证,历代法典都设有相关的法律条文,对伪造书证的行为给予严惩。针对书证容易伪造和变造的特点,采取了许多预防性措施,如让双方当事人、保人、见证人在各类书证上签字画押,在公、私文书上加盖印章,以保障书证的真实性。书证制度的出现,使中国古代的审判制度从西周以后迅速摆脱了夏商以来野蛮落后的神明裁判方式,向着更加文明化的方向发展。中国古代书证制度的发达,对于减少诉讼成本、降低原被告双方的举证难度也具有重要的作用。书证制度的发展也推动了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层面的建设,有助于提高民众的法律意识。     

浅议人民调解协议书的证据效力

上海市杨浦区首创“人民调解协议书审核制”之后,引起了法学理论和实际工作部门的重视,也有学者提出了诸如“人民调解协议书是否可以作为证据由人民法院采用”的议论。笔者认为,人民调解协议书具有明确的证据效力,且其证据效力优于其他证据。     

浅谈刑事诉讼中对物证、书证的审查与运用

在刑事诉讼中，案件的客观真实性是靠证据来证明的，证据是与案件有联系的客观事实。从证据学的角度说，物证、书证均属于实物证据。物证是指能够反映真实情况的一切物品和痕迹；书证以其记载或者表达的内容来证明案件的真实性，如合同、书信、账据以及有关部门制作的公文等都是书证。因物证、书证以其特有的固定的形态证明犯罪。更具有雄辩性，因此，在打击犯罪，维护法制中，古今中外无不十分重视对物证、书证的收集和运用。     

毒品犯罪案件电子数据取证与审查路径——兼论客观性证据模型之构建

毒品犯罪案件办理中传统书证具有局限性,在证据信息化的大趋势下,以计算机及其网络为依托的电子数据,在证明案件事实的过程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电子数据载体的日新月异,对电子数据取证带来巨大挑战,提取和审查电子证据时,应着力于确保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关联性。对于毒品犯罪案件,应积极构建以传统书证和电子数据为"两条腿"的客观性证据模型,并明确审查思路。在被告人"零口供"情况下,应将毒品物流凭证、毒资流转凭证、行为轨迹凭证串联审查,查明毒品交易过程,同时运用好技术侦查证据材料,合力构建证据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