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行政强制执行的法律性质、瑕疵表现与救济途径

现代法治国家的经验表明，行政强制执行作为行政主体维持社会秩序、实现行政目的较为有效的行为方式而被普遍的运用，然而随之而来的对特定主体人身、自由、财产等的侵害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何缓解与此相关的行政公益与个体私益的矛盾早已为发达行政法治国家的理论所关注。奥地利于１９２５年制定《行政强制执行法通则》，日本在１９４８年通过《行政代执法》，联邦德国于１９５３年制定《行政强制执行法》。在我国，面对仅采用单行法律、法规对此作列举式规定的立法模式在理论与实务方面呈现众多缺憾的现状，统一的行政强制执行法已纳入…     

关于事实重婚的几点思考

我国婚姻法的修改已提上议事日程。在已有的婚姻法规中，有关事实婚姻的规定很不统一，这不仅不便于处理婚姻方面的民事纠纷，也不便于对重婚罪的处理。本文从正确处理事实重婚的角度，探讨了事实婚姻的应有定义，并提出了一些立法建议。     

不当得利与侵权行为的区别——ATM机上多取款行为的认定

在ATM机上多取款这个案例中,有人认为本案当事人构成不当得利,也有人认为他构成民法上的侵权行为,而非不当得利。本文认为当事人在第一次从自动取款机上取钱的行为构成不当得利,而后面的所有取钱行为则构成民法上的侵权行为。     

一起股权纠纷案带来的思考

基于离婚缘由，夫妻双方对分割一方或双方持有的公司股权发生争议并伴之工商局因公司股权变更登记瑕疵而对公司作出行政处罚，进而引发股东资格确认纠纷，这样的案件实践中大量存在，需要我们根据案件事实，区分不同法律关系，厘清《公司法》、《婚姻法》及《行政处罚法》的适用环境从而作出准确判断。笔者结合正在办理的一起案件，提出相关值得思考的问题。     

司法上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

张明楷在《法学家》2008年第4期撰文认为，研究司法上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刑法的真实含义是在社会生活事实中不断发现的，司法上的犯罪化，并不必然违反罪刑法定原则；我国司法机关应当在遵循刑法第三条后段的前提下，积极地实行司法上的犯罪化；刑法第三条前段不是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而是基于我国刑法分则条文的特点，为了限制司法机关的出罪权、控制司法上的非犯罪化所作的规定；我国司法上的非犯罪化的空间很小，因而不能盲目模仿西方国家的刑事司法策略与做法。     

浅析形成权概念中的单方意思表示说

持单方意思表示说的学者认为，形成权是指依照权利人单方意思表示就能使权利产生、变更或消灭的权利，即仅通过单方意思便可产生变动法律关系的效果。但当前许多形成权问题，并不是依简单的单方意思表示说即可阐述说明，单方意思表示说存在着许多缺陷和不足。鉴于此，本文将着力点放在分析、阐述单方意思表示说，试修正和完善形成权概念。     

死刑价值观念与死刑案件的事实认定

在共同犯罪致死一人的案件中,要切实贯彻严格控制和慎用死刑的刑事政策,对于地位、作用较次的被告人,在适用死刑上应当区别对待;死刑案件的事实认定,同其他刑事案件一样,会带有主观的选择色彩,离不开价值观念的指引。刑事法官应自觉、自主地超越法条审视自己的价值立场和观念,以更加准确地认定案件事实,作出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更好的司法裁判。     

如何正确运用证据给彭宇案定性

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之一,但是在当今的社会中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见义勇为的人越来越少。"彭宇案"引起的争论实际上就是人们对见义勇为的鼓励,但作为法律人,我们应该通过证据形式分析案件,从而达到还原案件真实情况的目的,本文通过对"彭宇案"证据的分析,从而得到原告是被告所撞得的结果。     

唯物史观论

本文认为,历史唯物论是马克思的一大发现,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它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是理解一切社会问题的钥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审判实务中的举证责任问题研究（上）——庭审方式改革论之一

法院裁判案件所依据的事实，是法律事实并非客观真实。法律事实的认定，只要程序合法，适用举证责任正确，即使与客观真实不一致甚至完全相背，法官也不承担错案责任，否则就应受到追究制裁。然而，举证责任制度由于学术理论研究脱离审判实践，有的淡化或误导了审判实力中举证责任的适用。可以说，法院裁判认定事实的错误，都是由于法官不能正确适用举证责任造成的。笔者认为，注意区别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承担的举证责任与法官裁判案件所适用的举证责任的不同性质，正确运用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严格掌握举证责任转换的条件，科学理解举证责任的倒置，是法官正确认定法律事实和公正裁判的四个关键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