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四真法”破解涉纪信访难题

山西省芮城县纪委、监察局探索运用心系民生倾真情、健全机制下真功、查清事实明真相、严肃处理动真格的"四真法"破解基层涉纪信访难题,促使2011年省、市纪委交办的12起基层涉纪信访案件(事项)全部按期办结,实现息诉罢访。     

找人

<正>找人是大多数调查报道的难题。在采访中,深喉总是令人期待的,但却并不总是存在。怎么办?一名资深人士教过我一招:了解被采写对象跟谁分歧最多,往往蕴含着采访良机。一次,为了拿到某市前市委书记贪腐的证据,通过各种途径,我找到了两个被认为与其不和的官员。只是,他们要么离核心事实太远,要么对我怀有警惕。3天下来,几无突破。持续努力下,终于在第4天晚上,通过一个朋友的引荐,我参加了一个饭局。饭局的客人中,有一名官员很看不惯前市委书记的一些做派。我搜过一些网帖,证实这个线索基本靠谱。     

大案速揽

福特中国被诉商标侵权近日,四川野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涉嫌商标侵权为由,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状告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旗下跑车MUSTANG的中文名与其品牌重名,并要求赔偿1000万元人民币。资料显示,四川野马的前身是四川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其"野马"的商标使用可以追溯到1986年,一直作为品牌保留至今。而福特中国旗下的MUSTANG车型则于1962年研发,其中文翻译也是"野马",所以该车型在国     

解读“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我国法治建设的蓝图更加清晰,法治建设的号角更加嘹亮,法治建设的目标、任务、措施更加具体。《决定》中明确提出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严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审查、运用证据,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     

小保信箱

合同有约定也不能随意调岗小保:2010年1月,我被某信息咨询总公司B分公司聘为技术员,双方签订了3年期劳动合同。对我的工作地点、岗位职务、工资等都作了具体约定。合同还明确约定:"因生产经营需要及其实际工作能力和表现,公司可调动其工作岗位,劳动者应予服从。"2011年12月,总公司在例行年度检查时,发现B分公司有关人员违法行为,总公司负责调查此     

关于文化对话的几点思考

文化对话基于文化的普遍价值与特殊价值展开,其本质是一种价值交换。成功的文化对话要有共同的预设和前提,即文化理解和文化自觉,前者是一种理性态度,后者是一种理性选择。文化对话还要有合适的范式和平台,即对话模式和交往管道,这样才能推动文化的自主发展和多元繁荣。山西区域文化对话的创新与发展应解放思想,积极参与国内外文化对话,使丰富的文化内容和独特的精神价值转化为区域优势,提高地方软实力与核心竞争力。     

论跨代补偿正义

诺奇克提出了补偿正义的标准,但存在概率论与可能世界两个反驳论证。跨代补偿正义不仅面对这两个反驳,而且必须直面反事实条件和身份同一性的伦理难题。舍尔有效地回避了这两个伦理难题,并给出了一个弱证明。跨代补偿正义争论的焦点是关于历时性与共时性、因果关系的证明问题。跨代补偿正义的主张虽然符合人们的道德直觉,但它的实现不仅需要跨越复杂的理论障碍,而且需要排除诸多的现实条件约束。     

刑事诉讼中情况说明之于定案依据

刑事诉讼中,司法人员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以证据为依据,然而,侦查机关以情况说明来强化、补充证据,加强法官内心确信的方式在实践中被大量运用的做法,值得关注。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定证据种类里并无情况说明这一形式,而审判中又必须依赖于情况说明来解决相关问题。但对于情况说明的定位及如何使用,理论界、司法实务界认识不一。笔者对这一问题进行探     

声音

不管日方给两只大熊猫取什么样的名字,都改变不了这两只大熊猫属于中国的事实,就像不管日方给钓鱼岛取什么样的名字,也改变不了钓鱼岛属于中国的事实。——洪磊对于近日一只中国租借到日本上野动物园的熊猫怀孕,石原慎太郎称可用"尖尖"、"阁阁"称呼熊猫幼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回应道。     

重塑董事范畴:从形式主义迈向实质主义

我国公司法对董事范畴的界定奉行形式主义,仅承认经过选任所产生的形式董事.该种形式主义的董事界定路径存在明显短板:无法涵盖存在选任瑕疵的董事、失格董事、逾期董事乃至于非为董事但为董事行为者,支配或影响公司行为的幕后主体更是在董事责任的射程之外.在我国公司股权集中的公司治理实践中,形式董事易于受到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不当影响而失却其固有价值,进而沦为公司治理中的花瓶.相较于形式主义的董事范畴,实质主义的董事范畴能够全面覆盖各类董事的外延类型,锚定我国公司治理中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不当影响及其责任边界,避免强化控股股东义务对公司组织体产生的过度干涉,夯实董事在公司治理中的核心地位.我国公司法修改应当着力于建构包括事实董事和影子董事在内的实质董事范畴,共同与形式董事构成完整的董事类型体系.对事实董事的界定应当建立在我国董事职权的本土规范基础之上,排除非属于履行董事职权的行为.对影子董事的认定应当重在认定行为人操纵公司董事的行为,并放弃对公司董事会的控制要件.符合前述构成条件的实质董事,与形式董事负担同等法律责任,以厘清股东与公司的行为边界,淳化公司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