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的主导责任研究

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承担主要引导公益诉讼向前推进的职责。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承担主导责任可以从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的设定维度、检察机关全过程参与履职的设计维度及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实践质量掣肘的设想维度证成。当前公益诉讼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面临讲政治与抓业务融合不足、探索与发展过程受限、需求与供给匹配错位等制约因素,影响了主导责任的有效发挥。为进一步优化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的主导责任,应当通过讲政治与抓业务深度融合筑牢政治基础,通过案件数量与质量优位安排引领发展方向,通过内力与外力同向发力提升办案质效。     

行政公益诉讼听证价值辨析和模式优化

行政公益诉讼听证的主要目的在于,公开听取以听证员为代表的社会公众对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评判意见,更好地实现保护公益的目的。但在实践探索中发现,听证主题难以精准掌握,听证员意见的性质作用也不明确,亦缺乏相应的配套程序,难以充分实现听证在行政公益诉讼中的价值需求。因此,应当把案件的核心关键问题作为听证主题提交讨论,选任听证员时应侧重其专业素养。听证员针对专门问题发表的听证意见,可以综合其他证据作为案件办理的参考依据,赋予其相应证据效力。     

网络爬虫技术使用领域民事公益诉讼探讨

2021年11月19日,首届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发布了新时代网络文明建设的十件大事,充分展示了《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发布以来,我国在网络等社会重要领域法治社会建设取得的成果。但是,成效显著的背后,对于网络爬虫技术使用方面的法律规制仍处于空白。通过裁判文书检索,发现“爬虫”相关民事领域案由占“爬虫”领域全部案由的比重超过80%,逐渐走入公众视野的网络爬虫技术正在不断地对公益保护发起挑战。因此,对于个人信息保护、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保护、反不正当竞争等领域探索针对网络爬虫技术侵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势在必行。     

历史文化遗产公益诉讼保护之实践与思考

近年来,检察机关严格按照最高检部署,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积极稳妥开展公益诉讼“等”外探索,办理了一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公益诉讼案件。通过案件办理,发现当前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公益诉讼还存在法律供给不充分、公益线索发现难、履职情况判定难、推动根本性保护难等问题,亟需从加强立法研究、深化数据共享、完善程序公开、推进源头治理等方面下功夫,不断提升公益诉讼检察参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能力和水平。     

食品领域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实践探索与理论解析

食品领域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检察实践在某些方面形成了具有共识的规则,比如以最终流入市场的销售金额作为赔偿基数,尚未流入市场的,不作为赔偿的基数。但在连环销售中赔偿责任的确定、赔偿金的管理与使用等方面,仍处于多元化的实践探索中。在理论上,应明确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功能定位,并以此厘清其与刑事罚金、行政罚款以及个人惩罚性赔偿请求权的关系。在制度上,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金应有其自身的计算规则,赔偿金的管理和使用应从理论正当性与实践可行性方面综合考虑。     

食药领域刑附民公益诉讼能动履职路径构建

食品药品领域公益诉讼不断增多,深化诉源治理成为重要问题。选取加强食药安全守护民生福祉为视角,引入食药领域刑附民公益诉讼能动履职概念;以某市A县、B区两个基层检察院办理食药刑事案件为样本,探讨食药安全治理。组建刑附民公益诉讼专职办案团队,探索刑附民公益诉讼不起诉、惩罚性赔偿数额上下幅度等新机制,深化从业禁止黑名单制度,以“两高”司法解释完善食药刑附民公益诉讼法治内涵,探讨能动履职深度参与食品药品安全治理的路径构想。     

论个人信息保护的行政公益诉讼

行政公益诉讼对个人信息保护有其内生必要性与外生必要性,且在立法技术、立法保障与政策支持上均具备广阔制度空间。但是,个人信息保护行政公益诉讼仍存在配套机制供给不足、立法有所失范、相关概念不够明确与监督相对滞后等缺陷。鉴于此,应以行政公益诉讼的预防价值、衡平价值、补位价值为导向,从保护范围、监督空间与配套机制三方面做到拓展保护范围、拓展监督空间和完善配套机制,以构建完善的个人信息保护行政公益诉讼制度。     

融媒体时代应用新媒体平台提升城市形象研究——以浙江省绍兴市为例

在融媒体时代,微博、微信、抖音等新媒体平台凭借其用户规模大、传播速度快、传播形式多样等特点,成为塑造和提升城市形象的重要渠道。近年来,浙江省绍兴市在提升城市形象方面虽已做了大量努力,但仍存在城市形象网上传播的创意不足、政府与新媒体平台合作不够、用户参与度低、对外传播力度不够等问题。通过综合分析,本文提出绍兴市可通过注重顶层设计,做好全程管理;多样化合作,形成传播合力;提升内容质量,鼓励内容原创;加强互动交流,鼓励群众参与;强化舆情管控,完善监管体系;构建评估体系,不断反思总结六条途径,充分运用新媒体平台来提升城市形象。     

互联网背景下医疗过失之刑事责任

在互联网技术与信息技术的加持下,互联网医疗行为打破了传统医疗行为的地域限制,实现了医疗资源的共享。互联网医疗行为与传统的医疗行为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尤其是互联网医疗中远程医疗模式的应用,使得传统的医疗过失犯罪理论在互联网医疗过失犯罪的认定与处理中遭遇了困境。医疗过失犯罪认定的关键在于医疗注意义务和医疗注意能力的判断。在追究互联网医疗过失责任时,不应拘泥于传统医事刑法对医疗过失责任的判断标准,而应在充分认识互联网医疗行为特征的基础上,探寻互联网医疗中医务人员注意义务和注意能力的内容及判断标准,进而准确地认定医疗过失及合理地分配医疗风险和法律责任。     

个人信息保护行政公益诉讼之路径探析

行政公益诉讼对个人信息保护具备内生必要性与外生必要性,且在立法技术、立法保障与政策支持上均具备广阔的制度空间。但从实践看,个人信息保护行政公益诉讼仍存在配套机制供给不足、立法失范、相关概念不明与法律监督滞后等问题。鉴于此,应以行政公益诉讼之“三价值”为导向,从保护范围、监督空间与配套机制三方面做到“二拓展一完善”,从而在制度上构建完善个人信息保护行政公益诉讼的有效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