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母外祖父母成为探望权主体的证成

探望权在我国由2001年在新修订的《婚姻法》第三十八条中得以确立,此法条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父或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由人民法院依法中止探望的权利;中止的事由消失后,应当恢复探望的权利。"由此可以看出祖父母合外祖父母并不是探望权的主体,但是我国是一个历来重视传统血缘关系的国家,由于"隔辈亲"在我国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祖父母外祖父母的探望孙子女外孙子女的强烈要求也不容忽视。近年来,由于祖父母外祖父母的探望需求得不到法律的支持,而现实生活中又有这样的权力需要,因此引起了众多纠纷,备受社会关注。     

论现行立法之“亲告罪”范围——以刑法谦抑价值为视角

亲告罪是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我国亲告罪的历史源远流长,但允许告诉才处理的犯罪对社会没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但在现实中存在被害人并不希望加害人因此而获罪受刑,也许还会对被害人的个人感情、名誉产生不好的影响,甚至在被加害人与加害人是近亲属的情况中,还可能影响被害人个人及其其他近亲属各方面利益。因此需要参考刑法的谦抑价值对亲告罪的范围的扩大进行研究,这不仅关乎国家社会的治安管理利益,对于相关当事人的利益维护和感情保护来说更为重要。     

理解邻里社区中的“公民合供”:社会动机视角下的分析框架北大核心CSSCI

“公民合供”对解决社区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困境以及确保公共政策执行效果至关重要。基于合供理论与自愿合作行为理论,以社会动机作为核心前因变量、以“政策设计与组织安排-邻里社区环境-社会动机-公民合供-公民合供结果”为主线的社区“公民合供”分析框架,梳理邻里社区情境下“公民合供”类型、发生机理与路径,发现:社会动机应该成为理解“公民合供”的关键前因变量,也应该成为社区“公民合供”激励方案的重要着力点。未来研究有必要对合供中的政策设计与组织安排、邻里社区中的组织结构和特色治理方式进行重点关注,尤其需要注重对邻里社区中“群体合供”及其结果的考察。     

论美军政与韩国亲日派的转型

朝鲜半岛解放以后，美军进驻了朝鲜半岛南部。美军政为了实现其对朝鲜半岛南部的政策目标，故而起用了亲日派。亲日派利用这一机会得以起死回生，他们抓住美军政推行所谓“维持现状”和“官吏充员”政策的机会重新登上政治舞台，掌握国家权力，并逐渐由亲日派转向了亲美派，其政治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     

论孟子心性理论的深度悖论

孟子一方面把普遍性的"恻隐之心"与特殊性的"事亲从兄"分别界定为"仁义礼智"的"端"与"实",并肯定了二者间的互动转化,试图在君子"心性"中为仁义礼智奠定一个统一的基础;另一方面又依据传统儒家的基本精神,把"事亲从兄"说成是君子"心性"的至高无上的惟一本根,并由此否定了"心性之端"与"心性之实"之间的互动转化,结果陷入了难以消解的深度悖论。     

珠海市非公有制企业最早成立的党支部之一嘉济医院党支部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我。”“我13岁时看着母亲饿死，14岁离家打工。父亲告诉我，将来有了钱一定要救穷人。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我。我这样做，没有任何要求，只想回报党，回报人民，回报社会……”     

亲告罪追诉机制的困境与出路

亲告罪的立法目的在于防止国家追诉权过度扩张而侵害被害人的利益,自诉程序的立法目的在于防止国家追诉权的消极滥用而使被害人追诉犯罪的愿望落空,亲告并不等于自诉.我国亲告罪案件只能通过自诉程序追诉,这种追诉机制在原来超职权主义审判模式下也许能取得较高的定罪率,但在刑事审判模式已经逐渐转型的今天却逐渐陷入一种追诉成功率低的困境.摆脱这种困境的出路在于将自诉型追诉机制转变为一种公诉与自诉并行的追诉机制.     

系统论视角下亲告罪的法律规制研究

在国家追诉主义原则下,亲告罪的立法旨意在于通过被害人意愿阻却国家公权力机关追诉权的滥用,避免被害人在追诉程序中二次被害.我国现行亲告罪的立法对亲告罪影响因素的多样性和层次性缺乏关注并错置亲告罪的边界,追诉程序简单粗陋,阻断了公权力对追诉程序的干预,无法契合亲告罪的立法旨意.需要运用系统论的分析框架,检视亲告罪的系统性缺...     

《中国民法典》“亲属”法律制度研究

在亲属的种类上,"配偶"被单列为"亲属"具有科学性;只有得到生父的认领才能成为生父的非婚生子女;拟制父母子女关系应分为养父母与养子女、生母之夫与异质人工授精子女、法律上之父与无生物血缘关系的子女三类;"姻亲"应分为血亲之配偶、配偶之血亲、血亲之配偶之血亲三类。在亲属的范围上,《中国民法典》第1045条第1款并未抽象地确定一定范围是科学的。《中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一般规定"章应规定:血亲和姻亲分为直系、旁系亲;借鉴"民法计算法"计算血亲、姻亲的亲等。     

网络亲告罪案件自诉转公诉的程序法理——基于“杭州快递诽谤案”的思考

亲告罪案件原则上属于“告诉才处理”的自诉案件,但随着现代信息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以“杭州快递诽谤案”为例,许多亲告罪案件已经由传统线下模式逐步发展为网络线上模式,所侵害的法益也逐步从个人利益扩大到社会秩序与公共利益。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当网络亲告罪案件达到严重危害社会秩序与公共利益的标准时,检察机关有必要依职权提起诉讼,以弥补被害人自诉难的局限,提升司法公信力。为此,刑事立法必须从实体法与程序法层面对网络亲告罪案件自诉转公诉程序的转换与衔接加以完善,提供立法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