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表达权视角下群体性事件的法律治理

以法治方式治理国内日益频发的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社会的普遍共识。从群体性事件作为民众以非规范化方式公开表达诉求的面向观之,其法律治理需要兼顾保障公民表达权利与规范无序行为两个维度。民众以集体联合的"群体性行动"方式进行公开表达有其特定的正面功能,然却极易造成社会失序。因此,应充分发挥我国《集会游行示威法》对保障公民表达权和规范公民集体行动的作用,适度放开公民表达权利行使的许可限制,将公民的集体诉求表达纳入规范和可控的法治轨道。     

基层社会治理格局的困境探究——以实证分析为视角

基层社会治理是考验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准。当前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以政府主导为基本原则,在治理理念、主体格局、法规体系、运行机制等方面仍需改进,需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较全面地探究基层社会当前存在的普遍性的治理困境。     

社会治安社会化治理的法治路径

社会治安社会化治理主要经历了以公安机关为主进行社会治安管理,同时注重利用城乡治保组织参与治安管理阶段;社会治安管理工作及治保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阶段;初步探索利用社会力量进行治安防范阶段;探索建立利用社会力量、实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推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阶段;利用社会力量参与治安管理基本形成阶段;创新完善利用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安治理发展阶段等。社会治安社会化治理的主要形式包括治安保卫委员会,企事业单位内部保卫组织,保安服务公司,治安联防组织,志愿性治安社会组织,中介性治安社会组织,其他社会组织等。社会治安社会化治理的法治完善主要路径有制定和修改社会治安社会化治理的法律、法规,实施社会治安社会化治理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依法办事,建立和营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社会化治理的法治秩序等。     

完善社区参与式互动治理结构的对策研究

社区参与式互动治理结构既是适应社区治理创新的一种尝试,也是推进地方政府、社区与社区居民良性互动的一种新型结构。要准确反映互动结构中利益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需要重视治理主体的多元性、体制结构的导向性、机制运行的互动性等三个变量。在现实中,社区参与式互动治理结构还存在许多弊端与不足。消解的对策是以界定职责分工的边界为抓手,增强地方政府的自律与自觉;以完善服务居民为导向,增强社区的自治与自信;以完善人格为起点,增强社区居民的自主与自强。     

村民参与乡规民约的影响因素及激励机制研究——以宁波市为例

充分发挥乡规民约的治理优势，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举措。而在现代化推进过程中，农村社会结构的剧烈变迁，乡规民约的发展却遭遇了村民参与度低的问题。本研究结合对宁波农村乡规民约的实地调研，尝试以社会资本的理论框架，分析村民参与乡规民约的影响因素，分别从国家层面正式制度的影响，社会层面非正式制度的影响，个体层面内化因素的影响开展讨论，并以此为基础构建相应的激励机制，积极调动村民的参与热情和参与自觉，以此来重新挖掘乡规民约的内在价值及治理作用，让乡规民约继续焕发活力。     

“运动式治理”缘何长期存在?——一个本源性分析

尽管运动式治理因其内在缺陷受到诟病,但从本源性分析框架出发解析其长期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和源生动力,有利于更加客观地看待运动式治理。相对有效性是运动式治理长期存在的绩效合法性。这种有效性不仅表现为问题导向的有效性,还表现为结构导向的有效性。可替代性治理工具供给不足是运动式治理长期的现实合理性。只要供给不足的现状依然存在,运动式治理就将有存在空间。与本土治理生态天然契合是运动式治理长期存在的源生动力。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应在承认运动式治理客观存在的基础上,深入探究其应用范围、限度和方法等问题,并思考如何规避其潜在风险或负面影响。     

农村民间组织参与乡村治理探讨简

农村民间组织参与乡村治理，有利于农民个体价值的实现，有利于加快农村民主化进程，有利于促进农村稳定。但实践中又面临着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政府对农村民间组织管理和控制过严、农村民间组织自身发展能力不足等困境，因此，促进我国农村民间组织发展，应完善法律规范，加强引导和挟持，规范内部管理机制，开发服务功能，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乡村的良性治理。     

打造城市发展升级版:城市环境风险检视与超越

在生态城市建设中,要特别关注并治理城市环境风险,它关系到生态城市建设推进的效果,关系到城市竞争力和城镇化质量的提升。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人类的活动,而人类的活动又往往给城市带来环境风险,这正是城市发展的悖论和纠结所在。超越城市建设与发展的悖论,既需要城市生态意识的启蒙与培育,也需要构建从单方支配到多元共治,从单一城市治理到多城市联合治理的城市生态治理模式与机制。     

“以工代赈”作为国家治理工具的历史考察

在我国历史上,时值灾荒饥馑年份,钱粮赈济这类直接救济方式是荒政举措的主要措施,而"以工代赈"之举则是具有多重社会功效的积极手段。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救助政策有三种模式划分,从历史上"以工代赈"救灾恤困理念的内在产生机理,发现"以工代赈"手段招募灾民计工受值,具有保障基本生存需求、维护社会安定、增修公共设施、积极劳动自救等突出的多重社会功效,是国家治理有效的政策工具。目前,在我国农村贫困治理中,要积极运用"以工代赈"所具有的现代意义和价值,在支持贫困地区改善基础生产生活条件,积极解困帮扶贫困群体等方面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     

社会资本视角下社会治理精细化的三维向度与实践

社会治理精细化是在对传统的粗放式、经验化社会管理模式的反思和批判基础上应运而生的,是一种增量式治理模式的嬗变。社会资本与社会治理精细化具有直接的逻辑关联,即传统社会管理呈现粗放式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社会资本的缺失,社会资本的培育会有效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基于社会资本"信任、规范和网络"等三个向度可衍生出社会治理精细化的五大核心方面,分别是社会治理的主体互动精细化、服务供给精细化、流程再造精细化、制度设计精细化和公众参与精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