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程序中的人权保障——以犯罪嫌疑人的主体地位为视角

犯罪嫌疑人的主体性表现为平等权、参与权、救济权有机的权利体系。当前我国在建构和保障犯罪嫌疑人在侦查程序中的主体地位方面与西方存在较大差距,我国应借鉴西方国家的理论、制度和做法对我国犯罪嫌疑人的主体性进行建构:法律上确认犯罪嫌疑人的主体权利,建立司法介入制度,确立侦查谦抑和检察监督侦查的原则和制度。     

不容抹杀的历史:日军性奴隶制度

日军"慰安妇"问题是由日军从制度上策划的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的犯罪。由韩国诸多女性团体自发组织的"解决日军‘慰安妇’问题"的运动,已经势不可挡。1990年成立的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为了减少正在经受精神和肉体折磨的"慰安妇"受害者的痛苦,积极地开展了为这些人服务的福利事业。目的是通过与世界人民的沟通与团结,结合目前女性人权的现实问题,继续对外宣传日军"慰安妇"问题,对下一代进行和平教育和人权教育。     

酷刑性质探析

从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中的酷刑定义入手,对酷刑的性质进行了深入挖掘,得出了三点结论,即酷刑是一种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酷刑是一种滥用国家权力的行为、现代酷刑是一种犯罪。作者希望通过对酷刑性质的挖掘,加深对酷刑行为的理解,促进反酷刑目的的实现。     

非传统的人权历史叙事方式及其法治意义

传统的人权历史叙事方式认为人权渊源于西方悠久的以斯多葛学派和基督教为代表的普世主义,以及启蒙运动以降所形成的权利思想史,其展现了人权的历史悠久性、内容的层次性和进步性。而以塞缪尔·莫恩为代表的学者反驳了这种人权历史叙事方式,提出了非传统的人权历史叙事方式,认为作为全球道德诉求与乌托邦愿景的人权实际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呈现了全球层面人权起源之晚近性、成因复杂性和乌托邦属性。这两种人权的历史叙事方式有一定暗合之处。尽管非传统的人权历史叙事方式有一定局限性,但其具有重要的法治意义：呈现了法治的普遍性认同之内在价值逻辑,为思考全球法治难题提供了价值论意义上的理论视角,为重思人权与主权的关系提供了新思路。不过,这种法治意义受限于非传统的人权历史叙事方式在人权的道德性与政治性之间的逻辑张力。     

《民法典》视阈下新型网络服务提供者知识产权侵权责任研究

由于《信息网络传播权条例》所规定的四种服务类型具有一定局限性,无法涵盖小程序、云服务器租赁等新型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将其认定为《民法典》1195条所述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并适用该条进行调整。小程序案一审法院为了适用下位法《信息网络传播权条例》而限缩解释“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做法并不妥当。在适用“通知删除”规则时,应当将《民法典》第1197条中的“应当知道”理解为一种推定的故意,而不宜认定为过失。小程序、云服务器等新型网络服务提供者由于现实技术以及具体案情决定了其并不知晓具体的侵权事实,因此并不符合《民法典》第1197条所述的知道或应当知道标准。由于采取“必要措施”的目的在于防止侵权后果进一步扩大,“必要措施”不仅包括删除、屏蔽等手段,而且包括转通知措施,此点与《民法典》第1195条规定的转通知义务并不矛盾。由于该类新型网络服务平台在日常运营中通常会同时提供交易和媒介两大类服务,当其为提供交易服务的主体时,应当坚持网络中立性原则;当其为提供存储、搜索以及内容等媒介服务的主体时,应当对其中的内容进行必要的监管;而当其仅仅为提供接入以及缓存等媒介服务的主体时,应当遵循“单纯管道”理论的要求。     

论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的人权司法保障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科学系统地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刻内涵,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明了方向。人权司法保障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矛盾发生历史性转化、法治中国建设开创新局面、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以及信息革命深刻影响中国社会的四重语境下,人权司法保障现代化有了新的时代坐标。从具体内涵看,我国人权司法保障现代化拥有各国人权司法保障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又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而且始终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从实践路径看,为实现人权司法保障现代化,必须构建相应的制度体系,培育现代化法治人才,推动科技与人权司法保障的现代化融合。     

民事强制执行中债务人权益保障问题初探--从原则到制度的分析

强制执行是运用国家公权力来保障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权利得以实现的过程,然而在强调债权人权益实现的同时有侵害债务人基本人权之可能.为了公平保护执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特别是维护债务人之基本人权,民事强制执行立法必须从贯彻宪法对人权保障的高度,确立利益平衡和执行适度的原则,加强对债务人财产、住宅、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等基本人权的保障.这既是现代民事执行文明、人道的重要体现,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澳大利亚反恐怖主义立法述评

为应对日益严重的恐怖主义威胁,澳大利亚加快了反恐怖主义立法的进程,澳大利亚反恐怖主义法对基础性概念进行界定,增设了恐怖主义犯罪罪名,完善恐怖主义犯罪的诉讼程序,对有关部门进行特殊授权,并且严格了对澳大利亚本土的防范措施.澳大利亚反恐怖主义立法采用附属式的立法模式,并涉及预防、处置及制裁等多重内容,体现了普通法系的"程序优先"的特征,极大地扩张了国家行政权力.随着反恐斗争的开展,普通法系国家愈加重视制定法的作用.但是,反恐怖主义立法引发的人权问题、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也是值得深思的.     

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则

近日华为高管孟晚舟案件引发关注,因为加拿大有可能将孟晚舟应美国要求引渡至美国,因此国际法中有关引渡制度的研究,应当结合美国单边经济金融制裁的特性展开。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则在当今世界虽然遭遇了诸多争论,但是仍然对得到了普遍承认。对于何为政治犯罪的构成,过去往往集中于论证、区分政治犯罪的客观方面,而忽视了应当自犯罪人的主体角度,去考察犯罪人是否因引渡遭受基本人权的损害。同时,对于引渡请求成立与否,还应当同时充分考虑基本的人权观念和正义理念,而不仅局限于被请求国和请求国在国内法上的考虑。政治犯罪不引渡的首要考虑因素只能是人权问题,华为案是政治性的,加拿大不应当做出准予引渡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