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设立合法性问题研究

本文指出努力实现投资人的意愿是公司设立的最基本需求,独立财产、独立意思和独立责任是公司法律人格的本质要素,公司设立合法性问题应满足系列实体要件和程序要件,对合法性问题的探讨有助于进一步规范公司设立,完善我国公司设立瑕疵制度。     

对日关系的战略思考 处理对日关系需要大手笔

“两千年交往”、“半世纪仇怨”，这两句话曾是中国人与“一衣带水”的东瀛邻国关系的概括。处理同日本的关系，在中国对外政策中一直占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位置。由于历史原因，一些国人——特别是不大熟悉复杂国际关系的人——看待中日关系，容易出现情绪化倾向，而现代化社会对思维的要求恰恰是理性化。在当今国际战略格局下，如何以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为标准处理好对日关系，真是需要大手笔、大智慧。     

“人设”:新现代性的自我生成及其未来走向

作为现代网络技术和市场经济的产物，人设已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绕不开的话题。人设是在商业化社会中借助现代科技实现的人物和人格设定，是迎合现代社会生活需要、在结构性的想象和设计中虚拟完成的新自我建构，是一种新现代性的自我生成。人设是人的市场化表征，具有趋利和向好的不同面向。人设的未来发展走向不是符号价值的扩大，而是内在价值的彰显；不是制造景观，而是健全人格。     

从现象学到人学——重温当代人学思潮的初心和使命

当代中国人学思潮的产生和发展,既有我们国内文化和理论进展的内在因素在起作用,也有苏联和20世纪西方人道主义文化和人学思潮等外在因素在起作用。德国哲学家舍勒提出的哲学人学,海德格尔、萨特提出的存在论、解释学,胡塞尔晚年提出的相互主体性、交往主体性和生活世界理论,它们作为当代人学理论的最初形式,都是20世纪初德国哲学现象学运动的产物。而现象学运动所载负的文化使命就是从对主体、对人本身的沉思和批判出发,通过人心和人性的重建,去找到克服科学危机、哲学危机和全人类的生存危机的思想力量。回顾人学思潮的理论发端和初心使命,就会使我们更加明确,当前我国人学理论工作的主旨就是要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努力重建我们的"相互主体性"和"生活世界",重建一种革新了的人性、人格和人的价值。     

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研究

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是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实现法律公平正义的价值,而有条件的、暂时的否认公司独立人格,使滥用公司独立人格的公司股东对债权人承担起直接责任.它最突出的优势就是能够在平衡公司整体利益体系的基础上维护公司法人制度,正因为如此,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得到业界的广泛采用和肯定.     

王阳明知行合一观及其在干部人格塑造中的作用

王阳明知行合一观,从理论上是为纠朱熹知先行后观念之偏,实践上是为解社会知而不行之弊;其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命题:首先,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其次,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最后,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王阳明的心理合一论与心物合一论构成了知行合一观的主要哲学依据。王阳明知行合一观带有主观唯心主义的倾向,但是其中蕴含的思想精华对于领导干部提高道德修养、完善道德人格有着重要作用。     

政治学视域下中国共产党党员政治人格的培育和优化

当今时代,任何一个国家政党尤其是执政党都把党员政治人格的培育和优化作为政党建设和国家建设的重要课题。对社会主义中国来说,实现党员政治人格的优化、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本质上是同一个问题,都是人民和历史赋予的神圣使命。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党员政治人格的培育和优化必须从公民性基础、党性原则和制度培塑三个维度来思考。     

在铭记历史、传承经典中锻造坚强党性

正参加这次培训班,感悟历史、缅怀先烈,浸润经典、品味儒学,丰富知识、增强党性,使我灵魂受到震撼、心灵受到洗礼、思想得到净化。铭记历史、继承传统,做沂蒙精神的传承者。继承弘扬沂蒙精神,就是要铭记历史、学习历史、传承历史。党员干部要实现自身的价值、完成自己的任务、实践党的宗旨,就必须回到人民群众这个群体中,了解百姓冷暖,体味百姓情怀,在服务人民群众的具体实践中,继承和发扬万众一心和衷共济的团结精     

民事审判的目的:从处理一起不当得利案件引发的思考

从事民事审判工作多年来,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民事审理、裁判的目的是什么?有时认为是通过严肃的裁判解决矛盾与纷争,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有时觉得是通过法官的说情、说法、说理,努力让当事人握手言和。而对下面这起案件的处理,更引发了笔者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思考。简要案情:甲公司与乙公司有业务往来,乙公司的业务员张波曾代理本公司与甲公司签订合同,甲公司欠乙公司100万元货款。2013年6月张波的妻子李莉(非乙公司工作人     

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的成因及预防新探——以广州番禺韦某强奸杀人案为例

广州番禺强奸杀人案的犯罪嫌疑人韦某,不满14周岁便实施了多起杀害、伤害幼童案件。探析其暴力犯罪成因应遵循以下路径:天生犯罪人理论不足以解释暴力行为原因,就行为表现而言,韦某也并未丧失辨认或控制行为的能力,其残暴行为源自其冷漠、敏感暴躁的人格缺陷,而其人格缺陷的产生是由家庭人文环境缺失、父母错误教育方式以及父母面对问题时的逃避态度共同作用的结果。韦某案件带给我们的反思在于两方面:就微观层面而言,国家和社会组织应对触法未成年人进行认知治疗、积极介入触法未成年人家庭环境;在宏观层面,亟需构建我国的少年司法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