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型犯常见的心理问题及应对策略

重型犯是指犯罪性质恶劣、情节严重以及社会危害性很大的罪犯。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对重型犯进行了测查,发现入监初期与入监中期服刑人员相比,入监中期服刑人员在躯体化、忧郁、偏执三项因子分方面明显高于入监初期犯人,表明服刑时间较长的罪犯存在更多的心理问题。因此,综合运用各种改造手段对罪犯进行心理和行为矫正,广泛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就可以极大地提高我国特殊预防的水平。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个人——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国际关系主体再探讨

自1919年作为学科的国际关系理论在西方诞生以来,主权国家一直是国际关系的主体,个人仅是作为国家这个单元的组成部分而存在于国际关系理论之中.然而,在日益互联的新媒体时代,越来越多政治意识和自我意识被激活的个人参与到国际政治互动中,并因此正在改变着国际政治系统中的"单元成分".如果国际关系理论对个人的研究仍继续囿于如何使...     

论主体道德教育及其实现形式

文章在阐释主体道德教育模式的内涵、特征及其价值意蕴的基础上,着力论述了主体道德教育的实施和实现形式,即教育者与受教育者要充分发挥其主体性,教育者要关注并满足受教育者的道德发展需要,教育者要积极采取民主教育的方式方法,教育者要重点培养现实生活的主体道德人格。     

虚拟财产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的提出及认定

我国《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七条对民众的关切予以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对于虚拟财产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目前存在以下三个问题：虚拟财产精神损害救济不能的尴尬境地、虚拟财产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障碍、虚拟财产精神损害赔偿标准及其数额缺失。印证虚拟财产属于人格物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不二法门,应从人格物的构成要件上展开研究。在印证完成的基础上确立虚拟财产的精神损害赔偿认定。     

实质合并破产之制度构建及现实困境

企业集团化发展已经成为公司治理的主流,关联企业之间或多或少存在混同情况,一旦企业破产或将牵连其他关联企业。以严重的法人人格混同为前提,实质合并破产以实现债权人公平受偿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多地追求实质公平和效率,但法律规制的缺失,也使得实质合并破产缺乏引导和规范。本文围绕实质合并破产制度概述、实质合并破产适用标准及程序、现实困境及对策建议三个方面,综合阐述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破产制度。     

人格·权利能力·民事主体辨思——我国民法典的选择

人格是罗马法对自然人身份的确定,权利能力是德国法对团体身份的确定,民事主体没有身份性,其意义在于控制和归属。这三个概念都是一种法律技术工具。我国民法理论及立法应当放弃人格和权利能力概念,由民事主体取代。民事主体是现代私法对人的经济生活方式和社会生活方式的预定。该预定应当以人性为基础,以激励和约束为其内在核心动力,构造多元化、开放式的民事主体体系。     

关于法语本科专业倾向课程定性的思考

为适应社会对外语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我国许多高校法语专业在本科高年级开设了诸如经贸法语、旅游法语等专业选修课程。本文通过比较对外法语教学史上出现过的3种有影响的同类法语教学模式,着重讨论我国此类专业选修课程在法语本科教学中的定性问题,提出了法语功能性专业倾向课程的概念。     

古代清官的法律人格及其现代转化

清官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法律人,具有明显的法律人格特征。他们道德高尚,品行端正,精通儒家经义,追求社会“正义”,以儒家理论为断案依据,兼用科学和迷信查破案件,高于但不脱离平民百姓。清官的法律人格是中国特定的文化塑造出来的,这种人格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社会的矛盾和冲突,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但清官匤扶正义的社会效果非常有限,而且麻痹了平民百姓的抗争行为,对中国的法治建设造成了消极影响。在今天的法治建设进程中,不能对清官文化一概否定,而应当引导其进行现代转化,充分发扬清官法律人格中的优秀传统,吸收精华,剔除糟粕,使之为今天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服务。     

数据交易下权益边界的实践探索与调适

数据作为区别于传统客体的新兴民事权利客体,依附数据交易而实现其特定价值,同时具有社会资源、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的法定属性。数据交易下,其权益边界成为民事权利主体资格探讨的必备要素,关乎着数据主体资格、法律关系和私权制度价值。我国司法实践认为数据权益应因其劳动增值而取得,美国则认为数据权益应当回归数据应用的价值。基于分析,对数据权益应严格数据人格利益与财产利益,同时基于数据交易而赋予数据控制者基于数据主体的衍生权利,并建立各类数据控制者之间进行数据流转的合规性标准,以求在总结司法实践和立论的基础上,为数据权益的边界界分提供参考性意见。     

论个人信息保护中的人格保护与经济激励机制

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中的"知情—同意"框架偏向于通过信息主体自治以保护个人信息,这一路径选择对信息的合理流通和利用构成了严苛的限制,实践中也存在形式化问题。从理论基础和经验逻辑看,"知情—同意"规则需要考虑更为具体的场景;而在具体场景中,对信息主体的经济激励机制可以引导和促成信息主体的"同意"。因此可以将经济激励作为同意的促成机制,这有助于在不偏离"知情—同意"规则的前提下,为个人信息保护与数据合理利用双重目标的实现提供一种平衡方案。通过经济激励机制,信息处理者可与信息主体共享数据利用产生的经济收益,由此适当突破"必要性原则",获得超出为信息主体提供服务之目的的数据处理权限。但经济激励机制亦需受到内容和形式上的限制,避免被泛化为普遍适用的数据处理后门。在当前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制定中,可以考虑引入经济激励制度,构建人格保护与利益激励相结合的"二元机制",在坚持人格保护的原则下,通过经济激励机制有效平衡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的合理流通和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