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人人格权之肯定

人格权问题可以说是目前中国民法学界探讨最热烈的问题之一,不仅仅是因为自上个世纪中期以来,世界范围内人权运动的蓬勃发展,民法领域也因应发生了所谓的"人格正在向财产夺回桂冠"之现象;更因为我国民法典制定在即,使得许多潜伏在中国民法理论中关于人格权的困惑通通显露了出来。倘若不解释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就无法解决民法典中的具体制度设定问题,例如,人格权是不是一种独立的民事权利、我国应否承认"一般人格权"、法人是否享有人格权等等。本文试图回答的正是上述困惑中"法人应否享有人格权"这一问题。     

论法人精神损害赔偿

自然人在人身权受到侵害之后,不仅可以请求物质损害赔偿,而且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之后,我国法律就直接否定了法人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但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并没有停止,那么与自然人一样在法律地位上享有独立人格的法人,在人格权受到侵害之后是否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本文对此进行了讨论。     

表达自由和人格权的冲突与调和——从基本权利限制理论角度观察

在基本权利体系中,人格权是一种旨在保护个人自由的基本权利,表达自由则是一种旨在促进公共参与以及促进公共利益和公共道德的基本权利.在特定情形下,表达自由与人格权所包涵的两种价值追求呈现出一种相互竞争的态势,人格权的实现会对表意人构成限制,而表达自由如果与基本权利之外所谓"公共福祉"之类的法律理由相结合,便会对人格权构成限制.作为当事人的冲突双方尽可通过论证的方式,来为规范性或者评价性陈述提供合理基础,支持自己的权利主张.裁判者则不能任意地限制一项权利,无论如何,冲突需要被衡量.     

非正常婚姻形式下的生育权探讨

自人类产生以来的相当长时间里，生育子女已成为正常夫妻生活和正常家庭的象征。然而，生殖技术最大特点是以特定的技术取代了人类的自然性交，从而改变了传统的生育概念和亲子关系。使得生育可以通过性活动以外的技术手段实现，生育与婚姻的分离成为可能。随着人工生育技术的成熟，     

性骚扰法律制度的基础：以雇主责任为核心

“性骚扰”作为一个舶来品如何在中国法律制度中被良性借鉴,需要对其发源地美国的性骚扰法律制度进行全面充分的理解。而雇主责任则是性骚扰法律制度中的最大亮点:在职场这样一个特定环境下雇主有维护安宁的劳动环境的义务,违反这个义务则需要对受害人因此遭受的损害承担补偿甚至惩罚性赔偿的责任。作者认为引进雇主责任将是中国性骚扰救济制度的核心价值。     

Dieter Schwab：人格权之侵害与慰抚金

被害人是否可以基于人格权之侵害而请求慰抚金(对于非物资损害的金钱赔偿)以及判断慰抚金之数额的原则为何之问题关涉诸多民法基本问题。一方面是民法通常保护一个人针对他人之何种权利或法律利益?另一方面的难题则是民法对此提供何种保护手段(强制手段)?就这两方面的问题而言，许多欧洲法秩序内部的状况——当然也包括德国在内——是经由漫长的发展历程而逐渐呈现出来的，     

姓名权本质变革论

单纯认定姓名权是人格权观点存在的缺陷。姓名的社会功能决定了姓名权的本质。等级社会中的姓名具有表明等级关系的功能 ,姓名可以成为身份权的客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姓名用于体现社会评价和指代特殊事物 ,姓名因此分别成为人格权和财产权的客体。先占理论、功利主义理论和人格理论可以成为作为财产权的姓名权的理论基础     

论法人人格权制度扩张的限度问题

通过分析自然人人格权及由此类推得出之法人人格权制度发展的近代路径会发现,所谓法人通过扩张其精神性人格权而成政治实体的政策担忧,实为对法人制度扩张主攻方向的误判。在人格权扩张明修栈道的掩护下,法人借助其类推自自然人的广义财产观念指导下的法人财产制,跨越了公、私法律界限,这使旨在防范法人公法化的法人人格权类推适用中的种种限制都失去了意义,因此应将类似监督之注意力转向法人财产制度方面。     

关于民法草案中人格权法、婚姻法、收养法和继承法的立法思考

民法草案中对于人格权法、婚姻法、收养法和继承法专编规定 ,在编章的设计上很有创新 ,但也存在立法上的可商榷之处 ,生命健康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隐私权等都应适当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