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维度下之法国、德国人格权民法保护模式探析

人格权在现代社会中愈发重要,而民法学界就如何进行人格权的保护、采用何种模式进行保护却存有诸多争论.19世纪法国、德国就已经在各自的民法典中对人格利益的保护予以一定关注,但二者所采取的保护模式是难以使人格权得到充分保护的.20世纪随着人权思想的普及,一种更为科学合理的保护模式即人格权的法定化逐步被各国普遍采纳.这对我国即...     

论人格权法定、一般人格权与侵权责任构成

人格权设定上的意定主义模式与法定主义模式各有利弊,惟为兼顾个人的行为自由计,且实行法定主义仅仅斥拒当事人基于己意创设人格权,并不限制法官进行创造性司法,从而无害于人格权法的开放性,因此人格权法定主义模式更为可欲。在人格权法定主义下,即使为避免人格权法的封闭性,也不必采取一般人格权的制度设计,设立人格权一般规定或者采用保护其他人格法益的概念表述,足堪保持人格权法开放性的大任。在侵权法对侵权责任的构成采取非限定性模式的法制下,实行人格权法定主义,甚至在人格权法上不设立人格权一般规定,或者在列举了诸项具体人格权后,不设置保护其他人格利益的概括性规定,也不能阻止民事法官依据侵权责任的概括条款将社会生活中应受保护的与人格有关的利益吁求确认为人格权并加以保护。人格权意定主义与人格权的自然权利性相契合,惟此种定性存在不足;由人格权法定主义肇致的人格权法定权利的属性并不会降低人格权的尊崇性与神圣性。     

死者生前人格上财产利益之保护

人格权内含精神与财产双重利益。对人格上财产利益的保护是人性自主的必然结果,且不论人之生死,人格上之财产利益皆应受保护。生者人格上财产利益保护应采用德国法上一元论的人格权保护模式,而死者人格上财产利益保护则应参照美国法上的公开权模式。利用死者生前之人格特征获利的权利乃一种无形财产权,归属于死者之继承人。继承人行使此项权利需按照死者明知或可推知的意思进行,权利行使期限宜为50年。     

台湾人格权法的最新发展 ——基于法官造法与法律修订的双重观察

人格权受“宪法”及民事法之保障，在结构上呈现封闭与开放之 系统，在功能上分别表现为规制国家对于人格权之限制的框架，以及规范人格权受侵害时之民事上的救济。在法社会学之法的确信与法律学与法实务之法释义学上，向来根深蒂固取向于精神上利益。通过制定法的不断修订与法官造法，人格权的发展趋于完善。但仍存有尚未尽善之憾，当有规范需要时，必须藉助于法律补充，寻求其该当之规范。     

一身专属性理论视角下的数字遗产继承

数字遗产的属性争论对于数字遗产可否继承并无实质意义，难以解释人格性数字遗产的可继承性问题。将数字遗产区分为财产性数字遗产和人格性数字遗产从而区分可否继承的分离理论难以自圆其说。我国《民法典》第1122条第2款“根据其性质不得继承”之规定应解释为具有一身专属性的数字遗产不得继承。以金钱给付以及可转化为金钱给付为权利义务的数字遗产可以继承，人格性数字遗产并非完全不能继承。网络服务合同中“不得继承”的格式条款并非当然无效，至于是否构成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抗辩事由，则需要查明网络服务提供者和网络用户之间的信任、能力和技术状况，尊重网络用户的意思。通信秘密不能成为数字遗产继承的抗辩事由，而继承人可能侵害被继承人死后人格权的要件事实可以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抗辩事由。     

肖像许可使用合同中的人格保护规则探究

人格尊严作为个人自治的终极目的，内在于人格权的积极利用之中，但关于如何设置人格保护规则以合理解决自治与尊严冲突的研究尚不多见。实践中人格保护水平不一、交易安全性较低等问题普遍存在，关于肖像权人的处分权能、对争议条款作出“有利于肖像权人的解释”，以及肖像权人基于“正当理由”的特殊解除权等法律规定均亟待理论澄清。基于人格权一元理论，人格保护规则应使肖像等人格标识尽可能地保留于主体自我决定的范畴，而非建立在精神利益须绝对保护或一般性地将肖像权人视为弱者的基础上。有鉴于此，应在缔约和合同履行两个阶段形塑人格保护规则，通过明确肖像许可使用合同成立的要素，以及为排他性许可合同设立缺省规则，提升肖像权人的理性自治能力。特殊解释规则应被理解为肖像权人仅在实现合同目的绝对必要的范围内处分肖像利益，并在宽泛理解“正当理由”构成类型的前提下，严格审查解除合同的必要性，通过保障肖像权人始终控制对其人格利益的自决权，实现人格保护和交易安全的利益平衡。     

论《民法典》框架下姓名与特定名称财产利益的保护

《民法典》通过不同的条款确立了姓名与特定名称中财产利益的保护规则，对于特定名称财产利益的保护设定了“知名度”和“公众混淆”要件，但对于姓名财产利益的保护却没有这样的前提，这不但未充分吸收已有司法实践经验，也未充分吸收《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已有规定。经过登记的姓名与自然人之间不存在当然对应关系，知名度是认定一个姓名在公众中是否具有可识别性的关键考察因素，知名度的高低体现了姓名商业价值的高低，是侵权损害赔偿数额的考量因素。损害姓名与特定名称财产利益的后果不仅限于导致公众混淆，同时还包括攀附或者利用名人的声誉等情形。立法应该为姓名与特定名称的财产利益的保护设置统一的规则，在现有规则的解释上则应该尽量缩小姓名与特定名称的财产利益保护前提上的差异。     

未来民法典中人格权财产利益的保护模式

随着科技和经济的发展，对人格权财产利益的保护变得越发需要。而传统大陆法系将人格权的财产利益置于人格权制度中予以保护的“一元制模式”，存在着概念体系混乱、救济逻辑混乱、与人格权的价值和目的格格不入、没有前瞻性等弊端，属于在其古老的民法典中打补丁的做法。在我国编纂民法典之际不应效仿。我们应当参照美国法中的公开权，创设一种符合传统大陆法系逻辑的公开权制度对人格权的财产利益进行充分的保护。在检视这一新创设的权利时，我们发现它不仅可以保护人格权的财产利益，还可以对诸如个人特性、特殊财产的形象被擅用等当下法律无法保护的新兴法益予以救济。     

人格权中经济利益侵权的损害赔偿金酌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人格权一元保护模式下，侵权损害赔偿为人格权中经济利益侵权的救济方式，虽《民法典》第1182条对损害赔偿金的确定方式予以革新，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损害赔偿金确定难之困境。然而，作为兜底条款的法官酌定却为实践中主要裁判方式，且因其独特性、包容性亦为择优方式。故此，需将法官酌定置于整个人格权中经济利益侵权的损害赔偿金计算中，体系性构建法官酌定损害赔偿金的宏观规则和微观标准，形成完整的法官酌定损害赔偿金裁判路径。通过对法官酌定的启动方式、酌定对象予以梳理，明确法官酌定程序、实体规则；在类型化考量因素基础上将其与法官酌定赔偿金的内容相衔接，分析各考量因素计算赔偿金额的具体应用，引入拟制许可使用费，明确损害赔偿金计算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