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型国家论的研究传统与中国悖论

发展型国家论中存在两个研究传统:第一个研究传统重视政商关系和资本形成,流行于政治学和行政学界;第二个研究传统关注政企关系和资源使用,具有经济学和管理学色彩。在发展型国家论的初创期,分别以主流和潜流形式存在的两个研究传统相互补充,为发展型国家论的发展提供了空间,连续的理论突破就是在这样的空间中实现的。在后续发展中,二者渐行渐远,发展型国家论的理论空间日益狭窄,理论突破的可能性受到限制。这种研究格局从未被识别,但是对于发展型国家论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每当被引入关于重要新兴经济体的分析,发展型国家论都会经历一次重要的理论突破。但是,发展型国家论与中国实践的相遇并未带来类似突破,此即发展型国家论的中国悖论。两个研究传统的疏离是发展型国家论的中国悖论的成因之一,两个研究传统的统合是推动基于发展型国家论的中国研究的重要方向。     

论前行为的定罪价值

一、前行为与后行为的界定 （一）前行为与后行为的基本范畴 犯罪论体系中的行为可划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作为犯罪成立要素应当考虑的行为是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二是在判断是否存在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时，必须以某种事实行为为基础，     

经济法基本原则层次论

本文通过对经济法价值取向的分析，全面而深刻地论证了经济法的三个层次的基本原则，认为经济法的基础原则为经济权责一致原则，中层原则为平衡协调原则，而终极原则为可持续发展原则。     

私主体权利本位论——民法论坛一新说

民法本位是民法的中心任务和价值标准。近、现代民法本位未变,即都是私主体权利本位,只是现代民法带些社会化倾向。近、现代民法及中国现今民法当以私主体权利为本位。申明民法私主体权利本位,并非不顾及有些情况下的社会化倾向,只不过这些“顾及”是为次的,不为本位的,这是由民法的私法性视角所决定的。唯有如此,民法作为私法的主干才可与社会法、公法之社会、国家本位性视角相制约、相抗衡,达成整个法律体系的和谐平衡。     

犯罪论对刑法典的形塑作用——以德国犯罪论与刑法典的关系史为线索的考察

刑法典与犯罪论体系的关系是犯罪论体系论争的一个前提性问题。对此,主张"维持论"的学者提出了"刑法典对犯罪论具有制约关系"的命题。通过对德国犯罪论与刑法典关系史的考察,可以看出,无论是构成要件、违法性还是罪责,都不是德国刑法典的产物,而是德国刑法学者智慧的产物。更为重要的是,阶层犯罪论体系的这些基本概念,通过在刑法学界形成共识之后,形塑了德国刑法典的发展。我国犯罪论体系的建构不应拘泥于刑法典本身的规定,因此引入德国阶层犯罪论体系并不存在障碍。     

再议“合一论”与“复合罪过说”

德国关于间接故意与有认识过失的合一论的主张与我国学者所提出的复合罪过的概念各有特定含义,“合一论”的罪过形式的出现有其特定的类型划分和观念为前提。复合罪过现象的原始含义不同于合一论。应该结合我国《刑法》分则的具体罪名来进行真正复合罪过形式的研究。     

历史维度中的实体法与程序法

在历史中揭示,程序法和实体法共同脱胎于诉讼法,此时的诉讼法是诉未分解时的诉讼法,而现今之诉讼法虽名为诉讼法,实则程序法而已;对民事诉讼中的几组概念的混用进行澄清;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合理关系是自足与互助的,并质疑时下流行的“层次论”观点。     

日本战后新日本主义叙论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出现的"日本主义"为旧日本主义,而战败后的"日本主义"则为新日本主义。两个时期的"日本主义"都以"日本论"与"日本人论"为标识。自省—自信—自负,成为新旧"日本主义"共有的心路历程。总体而言,新日本主义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其性质也随时而异,其早期的对战争的反省与中期的对"成功"的思考,曾给予历史以重要的启示,而后期的"自负"、"膨胀"意识的产生,则是一种危险的趋势。     

刑罚制度的基础理论-刑罚制度的意义

一、费尔巴哈和李斯特的刑罚理论之地位费尔巴哈提倡心理强制说,主张必须先把犯罪与刑罚的关系做一明确规定,依此对一般人加以心理的强制.在对一般人发挥威吓效用达一点上来认定刑罚的根据.但是,根据费尔巴哈这样的刑罚理论不足以给刑罚的意义以明确的说明.费尔巴哈的理论,是与如何使人不趋向犯罪的一般预防的目的紧密地联系起来,以求得刑罚存在的根据;这对何以要加以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