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和平理论的负面影响

近年来, 国际关系学者们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之一是假定民主与国际关系的和平相 联系。但即使是民主国家很少(或从不)互相打仗, 也无法证明民主与和平的关系有必然联系, 而 这种建立在文化价值观上的“和平倾向”至多只能表现为在民主国家之间。基于西方民主与和平 理论的观点出发, 由于民主国家对非民主国家的认知错误, 有可能对和平造成威胁。因而要警惕当 前西方民主国家中出现的片面化的倾向, 防止威尔逊在战争时期提出的“为民主营造一个安全的 世界”目标的负面影响, 使世界不因民主而遭遇危险。     

犯罪概念与犯罪客体之功能辨析 以司法客观过程为视角的分析

<正>犯罪概念是指对"犯罪"一词之定义。根据我国刑法第13条之规定,通常将其定义为:犯罪是危害社会、触犯刑律并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概言之,犯罪具有三性:即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处罚性。而犯罪客体则是属于犯罪构成的四要件之一,通常定义为:是指刑     

中国古代废除死刑论的得与失

反对死刑的人士常常将唐玄宗747年发布的敕令视为中国历史上废除死刑的最早记载.但不幸的是,全面的历史考察发现,尽管绞刑和枭首两种主要的死刑方式曾被暂时废除,但死刑仍旧通过其他方式得以延续.尽管在今天主张废除死刑的人们看来,公元747年敕令并不是废除死刑的先驱,但该敕令仍值得关注,因为它本身反映了很早就产生的,具有原生性和典型中国特色的死刑废除论.汉武帝在公元前167年曾做出过一系列法律改革,终于在经历了几百年的进步、倒退与重复之后彻底废除了肉刑.中华文明实际上是最早根据人道主义原则来评价刑罚的正当性的,并决定那些被视为残酷的惩罚应当由国家加以废除.欧洲是在启蒙时期出现了宏大的法律改革并于18世纪晚期获得了成功,而中国在此很早之前就已经经历了法律进步主义的各种挑战.     

刑法学视野中被害人问题研究

被害人问题作为犯罪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一直以来都被重点研究。而在刑法学中,对于被害人的研究却不是很多,其概念也与犯罪学中的有所不同,这不利于对我国刑罚理论的完善。本文从刑法学视野中被害人的概念出发,对被害人在刑法视野中的问题进行了研究。     

传统中国国家观新探——兼及对当代中国政治法律的意义

本文认为家国一体观是传统中国最广泛持久的国家观,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家与国的同构;一是家与国的共理。所谓家与国的同构是指家与国(包括法)都是一体两元主从式多样化的构成,这是它的形式结构;所谓家与国的共理是指国家政治(包括法)道德化,这是它的内涵实质,而贯通它们的是传统中国的道德文化原理。家国一体观是一种适合传统中国且至今还有影响的国家观,但它本质上仍是一种传统的臣民国家观,因此,分析其得失并加以取舍,这既是历史又是现实的课题。对当代中国而言,政治道德化不必要,但对政治和法律(包括为政者和执法者)的道德要求不能放弃,同时充实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现代政治原则,以使我们从传统的臣民国家观转变为现代而又不失中国内涵的公民国家观。     

反腐也是一场舆论战

正有同事说,到基层调研时,常有人神秘兮兮地问:某某落马是不是因为站错了队?同事每每啼笑皆非,不知如何作答。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取得的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成效举世瞩目,但仍有种种奇谈怪论暗流涌动。上述站错队跟错人的权力斗争论就是其中一种。还有反腐神秘论、动摇根基论、干部无为论、抓典型论,等等。这些噪音杂音,有的来源于权术思维的习惯性想象,     

公司法学与公司治理领域有所创新的一部著作——读赵金龙教授著《股东民主论》

正保护股东合法权益与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一直牢牢地统摄着公司立法和司法实践。然而,实践中股东权益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受损情况非常严重,这促使人们不断反思原因所在,虽然原因复杂,但是股东民主异化和落空无疑是一重要因素。为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颓势,许多国家通过变法和完善公     

风险刑法的理论逻辑——兼及转型中国的路径选择

风险社会的到来,意味着国家在风险控制中由消极角色转变为积极角色,而最终成就了一种以社会安全为重心的风险刑法。风险刑法有其不法与归责基础,这体现为罪责概念功能化、归责需要决定不法内涵和法益概念的扩张化三个维度。而要建构中国的风险刑法,则需要把风险刑法作为正统刑法的例外,并重视抽象危险犯与公害犯罪、刑事连带责任与共同过失犯罪、监督过失与责任事故犯罪、过失危险犯与常发型过失犯罪等在控制风险中的规范意义。     

文化视野下的中国犯罪论体系争鸣

近年来中国刑法理论界围绕传统四要件理论和德日三阶层体系孰优孰劣的争论,其实质是不同法文化的冲突,是文化冲突在刑法学领域的具体体现。这种文化冲突,既是我国刑法学理论自我反思的结果,也是自清末以来不同理论之间进行选择和论争过程的延续。围绕中国犯罪论体系的理论争鸣具有重要的文化现实意义,它有助于促进刑法学理论知识的发展,促成刑法学派在中国的早日形成,同时也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     

公司契约理论新发展及其缺陷的反思

公司契约概念内涵模糊,忽视了国家在创设中的作用,否定了公司的主体地位。同时,其对公司法具体制度的解释力和对公司的立约、履约和后续修改表现出天生的孱弱。公司宪政理论的引入,对法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反思与批判,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契约理论者的目标有限,公司契约理论只是研究公司本质的一个视角,法学研究者需审慎对待。公司法应从多维度对公司本质理论进行阐述和解读,客观回应公司作为独立实体的法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