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合同单方变更、解除权初探

我国目前没有制定统一的行政合同法,在行政合同中,行政机关滥用单方变更、解除权问题亟待解决。建构行政合同单方变更、解除权的规制体系,建立行政合同诉讼制度,在受案范围、主体资格、事实认定、证据规则、判决形式等方面加以完善,促进行政合同中变更、解除权纠纷的合理解决。     

罗尔斯的新契约论及对我国社会的启示

当前罗尔斯的新契约论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尤其是新契约论中的正义理论引了发大家的探讨。本文基于在罗尔斯《正义论》的著作上,简单介绍了罗尔斯有别于传统社会契约的新契约论及其内在价值,并探析新契约论对我国的启示,特别是对我国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借鉴意义。     

论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合同的私法属性及制度构建

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合同是国家科技管理部门与科研机构或科研人员之间,为实现国家科技计划、完成特定科研项目,确立双方权利义务关系而订立的合同。它是一种特殊的科研合同,属于私法契约范畴。目前我国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合同制度存在着计划项目任务书与合同相混淆、合同性质不清、合同主体不清晰、权利义务不对等、具体合同条款内容设计不科学、责任性质不明确、纠纷救济机制和途径不清晰等缺陷和问题。在明确该合同为民事合同的前提下,有必要对其进行相应的制度重构。     

论消费者权益保护理念的升华与制度创新——以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改为中心

向消费者适度倾斜应成为我国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的灵魂.新《消法》在关注契约自由的同时,要更加重视契约正义和公平价值.监管者要树立规范与发展并重的新思维,完善消费维权的行政保护体制.要拓宽新《消法》的调整范围.要提升经营者的失信成本,降低其失信收益,提升消费者的维权收益,降低其维权成本.     

浅析合同相对性与第三人利益合同

契约的相对性原则是古典契约法体系构建的第一块基石,其基本含义是:非契约当事人不得请求契约权利,也不必承担契约义务。可以说,如果没有契约相对性理论,就不会有意思自治或契约自由,也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私法体系。依王泽鉴先生的观点,契约在性质上是一种特别关系,仅债权人得向债务人请求履行给付义务或附随义务,其他第三人在契约上既不享有权利,亦不负担义务。此项原则自传统大陆民法"法锁"观念就可得见,甚为合理。     

从个案出发论法律父爱主义对契约自由的影响

通过对某村拆迁安置的个案研究,浅谈在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背景之下,契约自由从近代到现代的理念转变和法律父爱主义在中国的可行性讨论,以及法律父爱主义对契约自由的限制或者影响。     

代孕问题的法律思考

代孕,作为一个近些年逐渐在国内兴起的行业,不断地刺激着人们的传统家庭关系中脆弱的伦理防线,加之没有具体有效的法律进行调整,出现了乱象丛生的现象。本文从代孕的发展和我国现在面临的问题出发,分析得出了一些应对代孕所引发的社会问题的策略,我国应本着积极的态度寻找解决的方法。     

中国刑法现代化的未来图景

从刑法进化论视角,政治刑法、市民刑法和社会刑法既是刑法的具体类型,又是刑法与政治秩序、法律秩序和社会秩序互动进化的产物.政治刑法以身份为依据对权贵与平民进行区分,并重点保护权贵的权益,因而在罪刑规范上实行区别对待.市民刑法力图打破刑法对身份的依赖,并以社会契约为理论基础建构一种立足于罪刑法定主义的平等刑法,其虽然有助于限制国家权力的不当扩张,但却存在着明显的正义困境:无法满足不同主体对社会正义的要求.社会刑法主张刑法建构的立足点是社会正义而不是社会契约,其在承认强者与弱者之基本社会分层的基础上,主张给于社会弱者以更多的人道关怀并给强者的自由以更为严格的法律限制,从而在有效矫正市民刑法之正义困境的同时,又可能带来刑法干预的不当扩张.这也决定了社会刑法只能以例外存在,并需要与市民刑法之间形成共生秩序,从而呈现出市民刑法“兼容”社会刑法的发展路线.此亦构成了中国刑法现代化的未来图景.     

试论完全代孕合法化的可行性

长久以来,以自然方式生育是人类繁衍的惟一途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渗透到生殖医学领域,运用自然生育之外的方式为人类繁衍后代提供了新选择,人工辅助生育技术使饱受不孕不育困扰的家庭重拾信心。     

费尔巴哈的刑法思想——费氏眼中的刑法与社会

费尔巴哈是集哲学和刑法学研究于一身的伟大学者,被誉为"近代刑法学之父",其研究成果被视为犯罪心理学建立和发展的基石。他坚持不懈地将刑法理论与国家统治的合法性联系在一起,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以形式的权力根据以及形式理性为依据的法理论,试图以此来抵制等级社会中各派的影响,为市民社会建立框架条件。对于德国刑法立法和刑法学的发展而言,费氏均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刑法思想对19世纪至20世纪的刑法学具有深远影响,对刑法理论和刑法科学而言具有方向标的意义。他提出的形式法理论尝试突破当时社会现实的束缚,关注社会各阶层的权益,对现今的中国社会依然具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