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南京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的调查与思考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是一项农民健康保障工程。近年来南京市积极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及政策障碍。为此,必须在思想认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的筹资机制、管理机制、监管机制、农村公共卫生服务的网络体系等方面加以完善。     

公共行政改革视野下的官僚制模式与新公共管理模式

2 0世纪 70年代以来 ,为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西方发达国家掀起了行政改革的新一轮浪潮。走向一种新公共管理的实践模式 ,成为当代西方政府改革的最基本趋势 ,而新公共管理模式由于其内在的缺陷不可能成为一种普适的行政模式 ,只能是官僚行政的纠错机制。官僚制模式因仍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经济社会条件而表现出较强的生命力 ,但它日益受到人们的批评也说明引进新公共管理模式等纠错机制的必要性、紧迫性。因此 ,公共行政的制度设计不应立足于新公共管理模式与官僚制模式的不相容选择 ,而应立足于二者的相容、互补。实现新公共管理模式与官僚制模式的有机结合 ,是当代中国行政改革的理性选择。     

试论我国中央集权——地方分权混合体制的合理性

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对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模式选择都会有所不同和有所侧重。我国采用中央集权——地方分权混合体制的关系模式,从市场经济的内在特性、中央与地方的政府职能配合、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协调、集权制与分权制的优势互补来看,都具有深刻的合理性意义。     

时段勤务制：派出所改革的新探索——来自南昌市公安局大院派出所的实践报告

"时段勤务制"是大院派出所首创的一种派出所警务模式,它倡导的是实战化、动态管理和主动出击的管理思想,其核心思想是根据辖区居民和管理对象的工作生活特点,科学地设置全天24小时的工作时段;根据不同时段工作量的大小,派出所安排相应合理的警力,体现"事人相宜"的原则;民警在一定工作周期内,要分别在不同的时段承担不同的勤务任务.实践证明,"时段勤务制"是一种群众满意、民警拥护的"双满意"警务模式.     

继承与超越—对官僚制的再认识

官僚制是以马克思.韦伯等西方学者为代表所构建的一种经典管理范式,它是一种高度理性化的组织模式,从其诞生以来,在各国公共管理领域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但随着各国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官僚制的内在缺陷也日益暴露,对效率的负面影响,对民主的威胁,对个性的压抑,使其倍受争议。但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官僚制的发展却明显不足,因而中国应该加强官僚化力度,吸收官僚制的精华,借鉴公共管理运动的经验,加强民主建设,输入新的行政理念。     

政策信息

七部门联合出台扶持林业产业发展新政策；防止不符合产业政策和环保标准的企业进入市场；国土资源部四项措施加强节约集约用地；“定点药”必须实行统一标识；商品过度包装有了“紧箍咒”；十种行为将被认定为受贿；我省出台环评限批“杀手锏”；海南：审计报告将入人事档案；福建辽宁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广东：领导干部“借车”须打报告。     

《江西省制定地方性法规协调制度》的三大亮点

长期以来,协调难一直是影响立法工作的重要问题之一。2006年,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在总结协调工作规律的基础上,着手研究制定我国首个地方立法的协调制度。经过反复征求意见,八易其稿,这一制度终于出台。2007年5月29日,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和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联合印发了《江西省制定地方性法规协调制度》（以下简称《协调制度》），     

新《公司法》的突破与创新

新<公司法>不再一味强调限制、约束、规范、管理,而要强调鼓励、推动、支持、促进,从而实现了一些法律规则和制度的突破.新<公司法>确立了一人公司制度;改革了公司资本制度中的最低资本额定、股东出资方式与出资的比例结构、转投资的限制与取消、股份回购制度的限制与放宽等;完善了中小股东的保护制度,设置了异议股东股份收买的请求权、公司司法解散请求权、股东代表(派生)诉讼权等制度.公司法中既有强制性规范,又有任意性规范.公司法的强制性和任意性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司法实践和公司经营中经常要面对的问题.     

关于中国养老保险筹资模式的思考与研究

本文从分析养老保险制度的不同筹资模式入手,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能力和改革中的转制成本权衡等方面,阐述了当代中国养老保险制度选择的现状及其困境,并且针对完善养老保险政策制度,提出了保持过渡时期稳定发展的可行性建议。     

公共行政的范式转换及其政府信任问题

政府信任是政府和公众之间基于公共利益的博弈互动关系,符合公共利益的行政价值理念将为政府提供持久的、合法的信任源泉。从官僚制到新公共管理,由于片面注重管理主义工具价值,而忽视公共利益和民主价值,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政府信任的困境。民主行政作为新公共行政的学术识别系统,坚持和发展公共利益价值取向,实现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一,符合人类理性与社会公共利益均衡健康发展的内在需要,必然会全新构建和强化公众与政府的互信合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