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教义学视角下的高空抛物罪相关问题分析研究

随着《刑法修正案（十一）》的施行,高空抛物行为正式进入刑法,高空抛物罪成为一项专有罪名。与此同时,在刑法理论学界针对高空抛物的解释论领域的各种争论也是如火如荼。本文从刑法教义学的视角,对高空抛物的法益归属、主观罪过形式以及“情节严重”的限缩解释进行分析评价,助力司法实践中高空抛物罪的准确适用。     

电信网络诈骗下刑法的技术化与结构转型

电信网络诈骗作为一种新型犯罪,突出揭示了刑法在应对数字化犯罪中的不足。数据刑法的构建面临着迫切的社会需求。电信网络诈骗的数字化特征主要为财产损害的数字化、行为特征的操纵与配合以及风险的全局化,现有我国《刑法》在对其应对上存在客观方面构造局限、法益评价狭窄和情节类要素适用模糊的特征。对此,数据刑法要求刑法在对电信网络诈骗的应对上重新定位相关罪状表述,在诈骗罪构成要件上宽松化理解;扩大法益类型,纳入信任法益;对情节类要素独立化处理,使其等同于数额要素。     

解散清算过程中应用“七步法”完成员工安置方案设计分析

本文通过介绍“七步法”的理论框架,结合员工安置方案的设计和准备分析,探讨如何利用“七步法”妥善完成解散清算过程中的员工安置工作。在研究过程中,将从清算项目启动和完成时间、员工安置方案的相关分析、方案实施过程的员工管理、针对解散清算方案的外部沟通以及公布最终方案的给予落实等方面展开讨论,并提出一些思考和建议。     

论葡萄牙法对澳门地区的影响历程

澳门地区现行法律制度以葡萄牙法律为基础。自16世纪中叶起,葡萄牙法律对澳门社会的影响逐步加深,至19世纪中叶,澳门社会基本奠定了葡式法律体系的基础。葡萄牙法对澳门的影响经历了三个时期,所产生的影响的态势及澳门地区独特的法律发展之路说明:不同民族的法律文化可以和平共存、共同发展。     

网络暴力造成严重后果的利益分析和刑事应对

对于造成被害人自杀等严重后果的网络暴力进行法律治理的传统思路是考虑将此人身利益的侵害进行客观归责,但限于因果关系、责任原则的一般性教义知识,归责的争议很大,法律很难有效展开治理。网络暴力司法意见的征求意见稿将严重后果作为恶劣影响的诱因,意味着可以将严重后果作为刑事法上其他值得重视的利益侵害进行分析。由此,我们从网络暴力严重后果的例外归责,转向常态化地考虑严重后果表征的新类型危害。运用法律确保数字信任的现代方式是：当这种严重后果表征的是社会关系已然遭受的根本性破坏时,这种严重后果不仅可以用以归责,而且可以作为自诉转公诉的程序性条件;当这种严重后果表征的是对网络制度安全的公众信心和信任的严重破坏时,这种严重后果还可以作为入罪量刑的情节、提起公益诉讼的标准。     

数字化作品权益保护对知识产权法的挑战与对策

数字化作品以虚拟、数字形式存在,虽然具有传播范围广等优势,但相应地网络盗版侵权、不正当竞争问题层出不穷。由于我国知识产权法起步较晚,多数法律条例普遍适用于传统实质性作品。因此本文拟结合文献资料,针对现行知识产权法下数字化作品权益保护存在的难题展开论述,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改进对策。     

东亚汉字文化圈及其形成论析

一、汉字文化圈与东亚汉字文化圈文化圈理论是西方学者在20世纪初提出来的,代表人物是德国的格雷布(1887～1934年)和奥地利学者施密特(1868～1954年)。文化圈理论认为,世界上存在若干文化圈,每个文化圈都包含一定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共有成分,文化圈由核心(文化源地)和边缘(     

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的《阿Q正传》首个法译本研究

1926年敬隐渔在法国《欧罗巴》杂志上发表的《阿Q正传》法语节译本在法国引起强烈反响,但却屡遭中国评论家的诟病。张伯伦先生经过五年的调查,在2015年出版《敬隐渔传奇》,以大量新发掘的文献资料再现了这位天才作家和翻译家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2016年,张伯伦出版《敬隐渔文集》,使深藏于历史的敬隐渔的译作、小说、评论和书信与当今读者见面。周领顺教授的“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是近年来中国本土发展日益成熟的全面、动态的翻译批评理论。本文利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对得之不易的敬译《阿Q正传》的法译本与原文进行细致的对比,从社会学、翻译学、历史学的角度探究敬译本的求真度、务实度和合理度,以及译者行为发生的原因。     

“法理”概念的本体论

“法理”并不是法律人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具有相当的实在性。无论对“法理”作何种具体解读,从本体论上都可以归结为一点,即“法理”乃实在法的“原因性的规定根据”。“法理”是从法的实践理性中推论出来的“规范之理”,旨在评估和反思法律的规范性和正确性。法理本体没有同一的存在形式,而是以“部门法学之法理”和“法理学之法理”的形式被认知。“部门法学之法理”与特定国家的实在法相连接,指向的是“法律规范/法律规整之理”,通常以法教义学的方式来提取。“法理学之法理”是在教义性法理的基础上推论出来的二阶法理,并不局限于经验的实在法之内,只能通过理性实践论辩的方式被证成。     

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的限缩适用——兼论数据犯罪的法益侵害

数据蕴含的巨大价值引发了非法获取数据犯罪的刑法适用问题。本质上,该问题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不法争议的外在表现与必然结果,解决的根源在于梳理获取数据的行为对象与样态,进一步解释数据安全法益的内涵。理论界对数据技术属性提供刑法保护以及法益独立化保护的主张,体现了刑法技术化倾向,与法益证成标准及法益理论初衷相悖。妥当的解释路径应当是将数据犯罪的刑法性法益定义为个人法益、公共法益或者国家法益的传统法益,行政法层面数据安全管理秩序法益只能作为先法性法益影响数据犯罪的量刑,以调和刑法保障性与谦抑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基于此,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的适用方案应当是坚持本罪“法益保护传统化”的限缩适用以及“具体危险犯”的妥当适用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