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地区非公有制经济产业集群发展问题与对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研发现,我国产业集群基本是由非公有制企业组成的,而且主要是中小企业,其典型代表地区是广东和浙江.相比较而言,中部地区非公有制经济产业集群发展面临诸多问题,如体制、产业、观念等.中部地区应该借鉴东部经验,在政府职责、产业结构、行业管理、产业特色、企业培植等方面下功夫.     

进一步开创人大工作新局面

中共上海市委转发了《中共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进一步发挥市人大代表作用，加强市人大常委会制度建设的若干意见》，这对于我们进一步提高做好新形势下人大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不断增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进一步加强代表工作，加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自身建设，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没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构建“汽车嘉定、实力嘉定、魅力嘉定、和谐嘉定”，推进新时期嘉定人大工作再上一个新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于完善我国公司法对中小股东保护的思考

我国《公司法》对少数股东保护的条款较少,规定得过于原则,不利于操作,应借鉴国外立法的经验,加强与完善立法。     

南昌市：和谐社区新探索

全国人大代表、南昌市西湖公安分局副政委邱娥国推介：社区工作说一千道一万，就是深入基层，实实在在地做群众工作，解决群众困难、保障百姓平安、反映一方民意、稳定一方民心。社区干部要有为民服务的责任心，实事求是，真心办事，才能赢得民心。南昌市西湖区在城市社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创建和谐社区方面的探索值得肯定。     

广安市：致富路上有列“快车”

全国人大代表、广安市委书记王平推介：近年来，广安市针对农村党员想富、盼富，但苦于缺乏资金，难以带头致富和带领群众致富，影响先进性作用有效发挥的实际，在全市农村深入开展了以“地方党委统筹协调、基层党组织信用评价、农村信用社提供贷款、社会各界联动帮扶、党员群众共同致富”为主要内容的“党员农贷快车”活动。活动从解决资金问题入手，通过党建搭桥、金融铺路、部门联动，为农村党员带头致富和带领群众致富、积极发挥先进性作用搭建了平台，促进了农村党建和农村经济的相融互动、共同发展，“党员农贷快车”工作被四川省委组织部评为“2004年度组织工作创新奖”。     

少数民族全国人大代表的代表权性质和少数民族权利维护问题试探

少数民族代表在全国人大中是个特殊群体,从算产生角度看,他们是民族代表,进入代表机关后身份具有多重性,少数民族代表在表决权问题上与其他代表是一样的,因此.少数民族代表在人大中要利用各种法定的途径维护少数民族和合法权益.     

法秩序统一原理下双方给付型诈骗中财产损失的认定

关于诈骗罪中的财产损失认定存在个别财产说与整体财产说之争,两种思路在认定双方给付型诈骗案件中结论不一,进而影响对民事欺诈和刑事诈骗的界分。法秩序统一原理要求,民法和刑法对于同一法律事实的评价和适用不应有矛盾,在财产损失认定上民法和刑法适用的法律效果不应有冲突。基于法秩序统一原理,在个案中首先应认定是否存在民法上的财产损失,其次依据不同观点认定是否存在刑法上的财产损失,最后选择与民法效果不冲突的刑法认定结论,从而实现民法和刑法对于财产损失认定的协调。     

职务侵占罪的法教义学新探——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视角

针对职务侵占罪保护法益的检讨无法解决本罪所面临的在行为类型上的取舍难题,行为类型的争议会延续到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要件的理解之上。从个案判决反映出的司法实践对“综合手段说”的认同,与“单一行为说”所具有的说理优势形成的反差集中体现出刑法解释结论同实务之间的巨大分歧,而这正是由不恰当的司法解释人为制造的法律漏洞。重新提倡“综合手段说”,立足于实质立场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作出适当修正应是更为可行的解释路径。应重新制定新的司法解释,在数额界定的细节上,职务侵占罪应当参照盗窃罪、诈骗罪而非贪污罪制定数额标准,适当提高入罪数额,升格处罚的数额标准与盗窃罪、诈骗罪保持基本均衡,并综合考虑司法实践中的个案数据。     

武当道教与老子信仰

武当道教是以信仰真武——玄天上帝为主要特征的道教派系。《武当福地总真集》等道书有老子神化到武当山寻访尹喜及老子变为紫元君点化静乐国太子等传说;宋代《太上说真武妙经》称真武神是玄元圣祖护度天人应化之身,是老君变化之身;武当山现存有太上观、太玄观、太常观及上善池、青羊桥等与老子信仰有关的文物遗迹。     

再论新兴(型)权利的证成标准：对应义务验证说

权利泛化现象对权利观念的可能危害,要求必须尽快构建科学的新兴(型)权利证成标准。根据权利义务统一性命题,新兴(型)权利必然对应有相应义务。以此为基础的“对应义务验证说”认为,一项权利是否成立可能存在不休争论,但若转化为“该权利所对应义务是否应当成立”,就有可能引导论者超越价值情感纠葛对新兴(型)权利主张是否成立形成较为清晰的内心确证。这更有利于论者进一步认识权利的必然义务成本,从而更为理性和审慎地对待新兴(型)权利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