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节农村廉政文化建设之路——对凉泉村少数民族唱响廉政歌的调查报告

本文通过对毕节试验区金沙县新化乡凉泉村"寓廉于乐"、"以德养廉"、"和谐共生"唱响廉政歌曲进行专题调研,揭示了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中"廉"之真谛,为人们挖掘并发挥当地传统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优势,推动廉政文化建设探了一条可鉴之路。     

以证据为中心的刑事指控体系的建构

构建以证据为中心的刑事指控体系是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背景下对检察机关提出的新命题,也是聚焦程序正义,实现司法公正、保障人权的有效举措。刑事指控体系必须围绕证据展开,坚持完善与落实法律对刑事指控体系的明确规定,以法定性作为构建以证据为中心的刑事指控体系的根本出发点,同时重点推进证据审查模式的现代化。在刑事指控要素的配置上实现系统性,构建刑事指控的证据规则体系;落实证据“三性”审查机制,坚持全面审查证据原则,对每个证据以及法定证据种类中的每种证据均构建相应的审查判断体系;强化证据的综合审查判断,形成全案证据链,以期满足以证据为中心的刑事指控体系的可靠性与稳定性要求,确保新时代公诉工作高质量发展,助推全面实现司法现代化。     

我国刑法增设危险驾驶罪之法理思考

随着国民生活步入汽车时代,交通安全犯罪呈现日益突出的态势。尤其在酒文化具有悠久历史的我国,尽管法律法规明令禁止酒后驾车,但酒后甚至醉酒后驾车导致重大伤亡的案件却屡有发生,这使得人们对交通安全犯罪的立法与司法开始反思。如何在有效发挥刑法行为规制指引功能与保障公民自由之间取得恰当的平衡,怎样在驾驶机动车这一高风险行为与社会发展之间取得一种可以接受的妥协;是否可以通过危险驾驶入罪来严密交通安全犯罪的刑事法网等,成为令人关注的问题。鉴于此,本期特遴选了一组相关文章,以飨读者。     

酒驾肇事案件的类型化及其司法认定

近年来,以"孙伟铭案"、"张明宝案"、"黎景全案"和"王卫斌案"等为代表的一系列酒驾肇事引发恶性交通案件在我国频繁发生,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关注。这些酒驾肇事案件的刑法定性问题也成为民众和学界关注的焦点。以"孙伟铭案"为例,成都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孙伟铭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醉酒驾车犯罪的定罪与量刑——以成都孙伟铭案为切入点

在定罪中,主要根据醉酒驾车行为是不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行为人在主观上是过于自信的过失还是间接故意,来决定以交通肇事罪定罪还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在量刑中,对以间接故意实施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醉酒驾车被告人,即使犯罪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社会影响极坏,由于系间接故意犯罪,一般不宜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交通肇事后报警并在现场等候处理的行为,符合自首的两个法定条件,应认定为自首;被告人积极赔偿被害方经济损失属于酌定从轻量刑情节,应结合案件情况决定是否从轻以及从轻的幅度;对被告人是否适用缓刑,同样需要结合案件情况慎重地把握,充分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毛泽东的政党政治道德思想浅析

政治道德是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提高共产党员的政治道德是推行以德治国的一项战略性任务,是实施以德治国的关键。毛泽东的政党政治道德思想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集体主义为原则,遵循实事求是、清正廉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道德规范,对社会转型期中国共产党政治道德的建设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论警察人权的保障

警察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其人权状况不容乐观。警察执行公务过程中的人权受损现象未有改观,警察人权潜在的受损状况日益突出。构建和谐社会必须高度重视警察人权保障工作。保障警察人权的核心是树立＂以警为本＂的全新理念,以此为指导创新警察人权保障机制,建立专门的警察人权监督保障组织,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加强舆论宣传,提高警察的自我维权意识。     

论“以德为先”选用干部思想的发展沿革

选用干部"以德为先"思想经历了一个发展沿革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任人唯贤"、"德才兼备"、"又红又专"思想,陈云提出了"德才并重、以德为主"思想,周恩来提出"政治上可以信任是挑选干部的先决问题",邓小平提出干部队伍建设的"四化"方针并强调"首先是要革命化",江泽民提出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促使干部立德,胡锦涛明确提出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     

浅析以情报信息为核心的主动型警务模式——以浙江省富阳市公安局的实践为视角

传统的被动型警务模式由于其固有的缺陷,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和警务理念的革新,在全国大力建设公安情报信息系统的背景下,只有将情报信息工作与警务模式的转变相结合,建立起以情报信息为核心的主动型警务模式,才能妥善应对社会治安局势的变化对公安工作提出的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