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反腐倡廉一靠教育，二靠制度

要大力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从思想道德抓起具有基础性作用,思想纯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纯洁性的根本,道德高尚是领导干部做到清正廉洁的基础。     

水城县农业产业化调研报告

近年来,水城县立足资源优势,紧紧抓住实施西部大开发及贯彻落实国发[2012]2号文件和“十八大”精神的良好机遇,把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作为农业内部结构调整和促进农民增收的主导产业来抓,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区域特色资源为基础,以提高农业的整体效益为目标,围绕特色抓产业,围绕产业强龙头,围绕龙头建基地,围绕基地带农户,通过全县上下的共同努力,特色农业产业化进程明显加快,初步形成了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规模化发展、产业化经营的发展格局。     

丹心妙手保康健——记肃宁县政协常委李向东

李向东出生于医学世家,他的父亲曾是白求恩医生的助手。白求恩医生的一言一行都深深地影响着他的父亲,他从小就受父亲的言传身教,对医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小时候父亲经常教导他,要以白求恩大夫为榜样,以德行医,精益求精,对待病人要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父亲还教导他,行医要先做人,没有道德的人...     

检察文化的儒家思想渊源——以儒家典籍中“察”字为中心的考析

"检察文化"是一个全新领域,中国古代并没有孕育出现代意义的检察制度,先秦儒家也没有将"检察"二字书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但是,通过对先秦儒家典籍中"检察"之"察"字的考析发现,其并非仅是字面意义的简单呈现,其内在已经形成了一种体系化的理论轨迹。"察"不仅是一种认识活动或行为,更是一种文化。其所包含的原则、方法、精神等构成了现代检察文化建设的"资源生长点"。     

论孔子德治思想的渊源及其指向

孔子在政治上主张"为政以德",一般将德治解释为统治者要实行有道德的统治方式,笔者认为这样解释就把孔子思想中心本末倒置了,实行德治固然是有必要的,然而孔子的思想并不是解决实行什么统治方式这个问题,孔子大力宣扬德治是为了让统治阶级有所感触,从而能自发地进行道德上的修养,然后才能实行真正的德治。从孔子德治思想的渊源进行论证,可以发现孔子的"德治"思想确实是针对统治阶级的。     

社会公正与以德化民

道德教化与社会公正相辅相成,社会公正是社会主义公民道德教化的本质体现,也是建构高尚的公民道德的基本保障;以德化民有利于促进社会公正的实现。因此,实现社会公正是党和政府的重要任务。我们应该着重从党、国家、政府和社会等多个层面加强营造社会公正的氛围,从而为实现以德化民打下坚实的基础。     

论以刑制罪：对犯罪构成所作的实质解释

无犯罪便无刑罚,无刑罚也无所谓犯罪,罪与刑自出生便是密不可分的。即使是在因罪生刑这样一种司法模式之下,也不应将刑罚独立于定罪之外。以刑制罪是通过对法定刑的比较反向制约对犯罪构成要件理解,对于弥补立法及因罪生刑的司法模式下个案的罪刑不均衡具有重要意义,是罪刑法定的应有内涵和罪刑相适应的必然要求。实践中对法定刑的比较,是以刑制罪应用的关键。     

我国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实施困境分析——从家电以旧换新政策实施谈起

生产者责任延伸是解决废弃产品问题的一项新兴的环境策略,在我国已初步构建并开始实施。为拉动经济增长,促进废旧电器电子产品的循环利用,我国实施了家电以旧换新政策。但该政策实施后遇到的一些问题,如回收企业技术落后不能满足回收的大量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无害化资源化处置、生产者组织和废弃产品处理基金制度没有有效建立、政府行政干预机制和经济激励机制的缺位、法律规定的空白等阻碍着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实施。     

中国古代判决的事实依据——以清代为例兼与法定证据的比较

中国古代刑事诉讼中的事实认定依据经历了以证为主到证供一致的转变。司法档案及判牍资料表明,在证供一致模式中,口供与证据皆不可缺少,但证据是定案关键。口供既不独立于证据,也不是证据之王。在民事诉讼中,事实认定始终都以证据为主。法史学界认为中国古代审判比欧陆法定证据制度更重视口供及视口供为证据之王是对中国古代证据立法与实践的误读。     

灵武市——城乡党组织评星定级实行“联动联评联考”

2013年以来,灵武市在全市城乡党组织评星定级活动中实行“联动联考联评”,着力构建以城带乡、城乡互促、共建共享、协调共进的城乡党建统筹发展新格局。7实行“联动”。机关党组织和结对村党组织结成利益共同体,引导双方互帮、互学、互惠、互促,实现城乡党建相互融合、资源共享、功能互补、双向受益、共同提高。突出“联评”。考核机关党组织评星定级时,结对村“两委”班子和党员群众代表对机关党组织帮建效果和下基层干部作风情况进行测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