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法律社会学的发展及其特征

<正> 按照日本学者的观点,日本法律社会学的萌芽可以追溯到上世纪明治时代穗积陈重(1855～1926)等人的研究活动.但作为一种法学研究方法和法学专门学科,却是在本世纪20年代形成的,当时活跃在日本法学界的末弘严太郎(1888～1951)、穗积重远(1883～1951)等人,就是日本法律社会学的奠基者.但是,日本法律社会学的黄金时代,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开始的. 战后日本法律社会学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     

建国初期农村扫盲运动的特点

新中国建国初期,党领导了旨在提高农民识字能力的扫盲运动.这个运动伴随着"速成识字法"的推广和农业合作化运动出现了两次高潮.在农村扫盲运动中,采用了结合农村实际和贴近农民生活的灵活多样的方法,成功地在短时间内较大幅度地改变了农民不识字的现状.这是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文化建设的一项成果.     

沈家本与中国近代法治文化

无论是从对中国传统律学的批评总结角度,还是就中国近代法律体系的创设视角,抑或是从中国近代法学理论的开拓而言,沈家本都对中国近代法治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全面系统地梳理沈家本对近代法治文化的贡献的同时,我们也应对沈氏的功绩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     

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提高学校党建水平

山东大学将辅导员队伍建设作为落实“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理念的重要组织保证来狠抓落实,明确提出辅导员必须具备职业思想和职业能力,鼓励、培养部分辅导员骨干向职业化、专业化方向发展。在辅导员的培养上,山东大学推行了“先培训、后上岗”的准入制,重视对辅导员的在岗培训,     

论挪用公款罪中的“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

归个人使用的本质是利用公款以谋取个人利益,具有直接使用公款与间接使用公款两种不同的形式。以个人名义分为记载的以个人名义与约定的以个人名义。个人决定是超越职权或者违反单位决策程序所作出的决定,谋取个人利益既包括谋取自己的个人利益,也包括谋取他人的个人利益。     

我国刑事诉讼卷宗移送方式的困境及其改革出路

我国原刑事诉讼法采用的全部卷宗移送方式因易导致法官预断而致庭审流于形式,在刑事诉讼法修改时遭到废弃。新刑事诉讼法采用的部分卷宗移送主义因其改革的不彻底性又产生了种种弊端。部分学者因之提出了借鉴“起诉状一本主义”改革我国卷宗移送方式的思路。但在我国刑事诉讼改革方向尚不明确,起诉状一本主义需要的各项配套制度尚未建立的情况下,贸然实施起诉状一本主义必然导致制度内部的冲突,甚而会因制度的反作用而产生始料未及的结果。因此,暂缓实行与我国诉讼制度适应性前景无法预料的“起诉状一本主义”,结合我国国情,重塑预审程序,实现庭审法官和预审法官的职责分离,将卷宗移送划分为向预审法官的证据移送和向庭审法官的证据移送是较为合理选择。     

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思考

胡锦涛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论述，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的本质要求。体现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是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进一步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为我们倡导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确立了鲜明的价值导向，为我们在新形势下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提出了新要求。     

“德治”不等于“人治”

２００１年１月１０日，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提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明确提出“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这在新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因此，很快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以德治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将“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紧密结合，符合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要求…     

法主德辅：历史与现实的理怀抉择

本文根据对法律与道德的性质和负面效应的分析，认为依法治国离不开道德关怀，以德治国更需要法律保障。只有将法律与道德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法主德辅”，才是历史与现实的必然选择。     

中国改革需要确立五大改革观

知名国情专家、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提出，中国改革需要确立以人为本等五方面达到社会共识的改革观。需要以人为本的改革。改革不是以物为本，特别不是GDP为本，而是以人为本，就中国而言，改革应有助于十三亿人获得更多发展机会，提高发展能力、分享发展成果，改革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使十三亿人口得到全面发展，既是改革的出发点，又是改革的归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