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朝鲜战争中的福兵与中朝交流——以游击将军许国威为中心

游击将军许国威率领福兵,于万历二十六年二月入朝参战,是万历朝鲜战争第二阶段东征明军的水师骨干力量.在朝鲜期间,许国威坚定支持面临弹劾的明军统帅杨镐,通过促使朝鲜上书陈情、联合明军将领上书等行动,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影响.许国威将俞大猷系军队的军事技战术介绍到朝鲜,又将大量朝鲜文籍带回中国,推动了中朝的文化交流.朝鲜后期士人认为许国威是高丽士人金澍后裔的看法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中缅公共卫生安全合作:现状、挑战及前景

随着中缅两国友好关系的稳步发展,两国公共卫生安全合作不断深化.新冠肺炎危机爆发以来,中缅积极开展抗疫合作,深化了两国政府和人民对中缅命运共同体的认同,也为两国推进公共卫生安全合作带来新机遇.除了双边合作外,中缅还在中国-东盟、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和澜湄合作等区域性合作机制下积极寻求联合抗疫等公共卫生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并利用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平台参与全球卫生治理,取得了良好成效.但是,缅甸脆弱的公共卫生体系,中缅边境地区严峻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以及缅甸不稳定的社会基础等因素对中缅深化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构成了巨大挑战.为此,中国应利用后疫情时代公共卫生安全领域的合作机遇,深入了解缅甸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和民众卫生健康的实际需求,进一步拓展双方的合作空间,为中缅公共卫生安全合作创造有利环境.概而言之,中缅应围绕加强信息共享,推进中缅应对传染病联防联控体系常态化建设;注重能力建设,利用多边平台增强缅甸的公共卫生治理能力;加强健康教育,联合开展公共卫生人才培养计划;利用传统优势,充分激发中缅传统医药合作潜能;鼓励多方参与,有效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卫生合作中的作用等方面共同努力,从而进一步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     

知识产权纠纷诉讼调解的实证研究(上)

如果说“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那么诉讼调解制度的生命则更是一种纯粹的经验了。如何在经验中寻找出规律化的因素,妥善化解社会矛盾,节约社会成本的消耗,是长期以来困扰司法实践部门的一个难题。近年来,诉讼调解越来越受到各级法院的重视,民诉法理论界也对诉讼调解制度的变革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有益的探索,但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对于诉讼调解实践的实证分析和研究却是一直以来被理论界忽视的课题。     

论我国商事仲裁制度的定位及其改革

对商事仲裁定位的偏差,严重阻碍了我国商事仲裁的发展。本文在分析商事仲裁的本质特征的基础上指出,仲裁员审理纠纷作出裁决的权力,是独立于诉讼权和行政权的第三种权力。商事仲裁的定位应为专业服务,这充分体现在商事仲裁的契约性以及当事人与仲裁员的服务关系上。从这一定位出发,对我国商事仲裁制度的改革提出建议。     

股东请求解散公司纠纷案件的调解思路

股东请求解散公司之诉已成为当前民商事审判急需解决的问题。本文从调解的角度出发,对此类案件调解的特性、调解的途径以及调解实际操作中应当注意的问题进行了阐述,以期为相关案件的处理提供参考的思路。     

人民调解化解信访积案

"太感谢你们了,这么多年的事情终于解决了,我这颗心总算是放下了。"在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行政相对人古某和其单位终于达成了调解协议,古某发自肺腑地感谢道。古某原为浙江省杭州市某国有建设集团员工,2008年借调至某街道动迁指挥部担任拆迁安置部主任。     

我国民事调解制度的法律性质及其完善

民事调解制度虽然存在于民事诉讼过程中,但属于非讼程序。私权自治、审判效益和司法文明的要求,促使民事诉讼契约化。民事调解协议本质上是一种诉讼契约,法院承担公证的角色。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我国民事调解程序:单独设置调解机构和调解主持法官;合理设置调解员选任程序、回避程序和参加庭审程序;采用签字生效制度;合理界定达成调解协议的标准。     

科技运用活动与岛礁法律地位的认定：南海仲裁裁决对《公约》第121(3)条解释及适用的错误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21(3)条对岩礁“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经济生活”之规定,语意模糊。南海仲裁裁决对此条款的解释及适用更是极具争议。本文依据条约解释规则,从科技运用活动影响岛礁法律地位的视角来发现裁决的问题。裁决并未使用“动态解释法”来解释“不能”的含义,遂忽视了科技进步对岛礁客观能力的积极影响。裁决错误解读“自然形成”的通常意义及上下文,将“自然”条件延伸适用于岛礁的“维持”阶段,排除了外来技术作为“维持”的方法。裁决用《公约》文本找不到的材料推导出条约之目的,忽略“奖励”沿海国以科技发展实现对岛礁的最大化开发也是目的之一。裁决中“接近人类居住能力的界限”不采用人类最低居住标准,无视欠发达国家人民的居住状况,所谓“大规模人为改变”的条件也无法普遍适用。裁决无视任何具有岛屿的国家竭尽所能地运用科技改善岛屿居住条件、维护环境、防止侵蚀和淹没的事实。如此违反条约解释原则、背离现实及国家实践的裁决解释与适用,不具有良好的事实及法律根据。     

中日关系的原理、演变规律及评估CSSCI

2022年中日迎来邦交正常化50周年。1972年的中日复交,是在中美和解的有利条件下,两国决策层通过原则性与灵活性高度结合的外交谈判而实现的“双赢”成果。冷战后,影响中日关系的国际环境、两国国内条件以及相互作用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导致两国关系由“蜜月期”转入“重新调整期”,从而呈现一种结构性特征——“趋冷”与“回暖”局面交替出现的周期性波动。21世纪20年代初,中日关系面临逆水行舟般的复杂局面,其未来是重复“趋冷—回暖”周期性波动,还是倒退到疑似复交前双边架构的“准冷战”状态,抑或经过多年磨合而出现堪称2.0版“1972年体制”的某种新型关系框架?对两国关系面临的这三种可能前景,需要继续予以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