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行政伦理观的主要内容浅析

邓小平的行政伦理观,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总结行政伦理经验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形成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行政伦理观。其主要内容包括共产主义的道德观、“领导就是服务”的领导观等,它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文化融入策略与恐怖组织的认同

恐怖组织的认同构建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个体恐怖分子在群体中找到自我、组织内部同一性的构建以及组织一致对外的恐怖主义活动。在整个认同构建过程中,始终贯穿着恐怖组织内外群体文化融入策略选择的矛盾,具体表现为：第一阶段,潜在恐怖分子在主流文化中认同受挫,转而寻求加入恐怖组织。第二阶段,恐怖组织以自身所处的宗教文化为基础,构建其组织文化,并积极通过各种方式加深组织成员对这一文化的认同,但与此相对,恐怖组织外群体却很难认同其组织文化。第三阶段,恐怖组织内外群体文化融入策略选择的矛盾持续激化,最终导致恐怖组织采取一致对外的恐怖主义活动。通过“伊斯兰国”作为案例,对上述恐怖组织的认同过程进行分析后发现,“伊斯兰国”的“成功”是与其“成功”的文化融入策略密切相关,而其在阿富汗的受挫,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文化融入策略“失当”所导致的,即“伊斯兰国”在阿富汗不但无力完成与塔利班的竞争,而且无法解决组织面临的跨文化冲突问题。因此,在打击“伊斯兰国”等暴恐极端势力时,关注文化融入策略的影响并有针对性地采取对策,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远敌"与"近敌":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内部论争

作为“远敌”的西方世界和“近敌”的伊斯兰世界“叛教者政府”,哪一个才是优先打击目标,是伊斯兰极端主义者们论争的焦点问题之一。“远敌”和“近敌”的排序,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伊斯兰极端组织的战略实践。以“远敌”为优先袭击目标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往往将美国和西方国家在阿拉伯世界的人员和利益作为袭击重点,同时努力向西方世界内部渗透,伺机发动大规模的暴恐袭击,挫败“异教徒”在伊斯兰世界的势力,促使穆斯林“觉醒”,进而建立一个涵盖所有伊斯兰世界的“哈里发国”;而以“近敌”为优先袭击目标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则将所在国的政权和领导人视为“叛教者”,其优先的战略目标是对所在国或者周边地区发动暴恐袭击,通过暴力活动制造混乱进而夺取政治权力,建立“伊斯兰国家”。不同伊斯兰极端组织在“远敌”和“近敌”优先次序上的实践,源于不同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政治逻辑,因此对伊斯兰极端主义“远敌”和“近敌”战略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政治逻辑,为国际社会更好地应对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及实践提供一定启示。     

后"伊斯兰国"时期恐怖意识形态蔓延:一个新的讨论框架

当前,国际联军打击“伊斯兰国”战事已进入尾声,然而,地面战场的失败并不意味着“伊斯兰国”思想的消亡。从萨拉菲-吉哈德主义极端意识形态发展脉络框架下考察,“伊斯兰国”在这一思想脉络中的独特历史地位塑造了它当前与未来的思想发展方式。国际社会需要认识到,当前反恐战争所面对的“战败者”可能并不认为自己已经失败,其意识形态过去近半个世纪危机式发展赋予了“伊斯兰国”面对失败的独特抵抗能力。“基地”组织在2011年被击溃后的历史也证明,在可预见的未来,“伊斯兰国”将很有可能继续在扩大其基本怀旧式叙事、赋予战败以合法性的同时,还将通过“全球恐怖商标”下的“特许经营”模式,将一种“暴力即思想”的恐怖思想内核进一步扩散并升级。国际社会打击“伊斯兰国”战争,可能刚刚到一个需要进行“中期评估”的时候,这场战争远未结束。     

"伊斯兰国"核心意识形态的渊源和实践

对于“伊斯兰国”而言,建构和输出意识形态至关重要。特定内容的意识形态不仅催生了“伊斯兰国”组织,并最终实现了其“领土”形式。在内容上,“伊斯兰国”汲取了之前政治伊斯兰的理论建构成果,并在“圣战”组织的实践过程中确立了复归的“哈里发国”和暴恐化的“圣战”两大核心意识形态。不仅如此,“伊斯兰国”还对两大核心意识形态进行了激进化实践。在复归的“哈里发国”方面,“伊斯兰国”试图通过宣示权力和荣耀来奠定其合法性基础,并以此来操弄族群身份认同,以吸引更多支持者;在暴恐化的“圣战”方面,“伊斯兰国”致力于对暴力进行形塑和展示,推动“暴力仪式观”的传播,从而造成了新恐怖的弥散;此外,“伊斯兰国”还试图通过篡改伊斯兰教义教法的方式来建构复归的“哈里发国”同暴恐化的“圣战”之间的联系。在“伊斯兰国”遭遇地面战场的失利之后,这些意识形态及其实践会为其续命。鉴于这种情况,需要对“伊斯兰国”的核心意识形态及其实践给予更多关注并进行深入研究,从而提供应对之策。     

中亚外高形势衍变中的中东因素

"伊斯兰国"崛起、伊朗核协议签署、土耳其与俄罗斯关系大起大落等因素相互交织,导致中东因素对中亚外高加索地区局势和格局的影响陡然走强,突出表现在"伊斯兰国"外溢日益成为中亚外高新的安全威胁、伊朗"重返"引起地区格局发生微妙变迁、土耳其对地区国家展开新一轮外交攻势。中东伊斯兰势力此番加大渗入中亚外高与国际和地区形势衍变密切相关,是地区内外多种因素促动的结果,其中中东发生剧变、外部势力争夺中亚外高加剧及该地区经济整体陷入低迷是重要诱因。中东伊斯兰势力对未来中亚外高形势走向和格局变迁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影响,攸关地区安全与稳定,但其也有自身短板和局限,很难在地区事务中发挥主导性作用。     

多重困境下的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

<正>自实行多党制以来,土耳其国内政党林立,目前合法政党多达50余个。2002年11月,具有伊斯兰宗教背景的正义与发展党(简称正发党)上台执政。十余年来,正发党在外交、经济和政治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提升了土耳其的综合实力,提高了民众生活水平,赢得了民众高度信任和普遍支持。2011年6月13日,     

大变局下美国中东政策的调整

<正>中东地区这场大变局三年多的急剧变化,在持续冲击该地区各国发展方向和冲刷地区政治版图的同时,对自1991年海湾战争以来就独步该地区的美国同样造成重大影响。在此背景下,美国持续调整其中东政策,对地区局势乃至国际格局的演变造成了影响。美国在中东具有重大战略利益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由来已久,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全面进入中东,其在该地区的利益就不断扩展增大。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     

论现代埃及女权运动的兴起

20世纪早期,埃及伊斯兰改革主义和民族主义推动了女权运动的兴起,伊斯兰传统文化制约着女权主义的内涵,第一代女权主义者的才智和奋斗精神,推动着埃及社会的进步.     

中东地区国际关系中伊斯兰因素初论

宗教和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有深厚宗教传统的中东地区,伊斯兰教对中东国际关系有很大影响。外交政策的形成是一个过程,可分为指导外交政策的思想目标、制定和实施3个独立而又相互关联的领域。伊斯兰文化是主导伊斯兰国家、社会和人民的信仰体系与意识形态,伊斯兰文化价值观很大程度上内化在外交政策的目标和内容之中;政府和民间的巨大张力限制了伊斯兰国家领导人的外交决策选择,将其约束在伊斯兰文化的价值框架之内;在伊斯兰国家间,尤其是阿拉伯国家间的外交实践中,伊斯兰规范正在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