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的基本特质与生成逻辑

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基因"是在特殊的地理、政治、伦理和文化环境中,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逐渐成形并不断稳固的。从空间地理的角度看,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的形成与中国宽广的地域、丰饶的物产、多娇的江山、对土地的崇拜等密不可分;从国家政治的角度看,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与"家国同构"的治理格局、"敬德保民"的德政传统、爱国与忠君的统一等密切关联;从伦理精神的角度看,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体现了"天下为公"的整体主义道德原则,是爱国家与爱国人的统一、修德与治国的统一;从民族文化的角度看,源远流长、绵延不绝、丰富灿烂、博大精深、有巨大包容性和凝聚力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成长注入了持久的、旺盛的生命活力。     

家庭濡养视角下的慈善伦理教育路径探析

慈善伦理教育是指对受教育者进行慈善伦理意识理念及行为规范等的引导及影响,使受教育者形成一定社会预期的慈善伦理理念及行为习惯,并使其身心得到发展的教育活动;家庭濡养是家庭教育中父母对孩子言传身教的一种渗透式教学方式。慈善伦理与家庭教育关系密切,家庭教育是慈善伦理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对慈善伦理教育有着重要意义,能够缓解慈善伦理教育的现实危机;适应慈善伦理教育特点的要求。慈善伦理教育的家庭濡养路径包括:知——融入生活,发展慈善智识;情——潜移默化,激发慈善情感;行——身体力行,培养慈善行为习惯。     

“锄禾”人的月下城——从贾平凹《高兴》谈起

《高兴》是贾平凹又一部关于农民的长篇小说,依然保持着作家对当下的社会生活,特别是农村生活的敏感关注,他以小说的形式记录了当代中国的城乡变迁历史,以及中国人在当代的精神蜕变。《高兴》通过一系列人物形象的塑造,揭示了离开土地的农民,在城市中无根的漂泊状态,尤其是城乡身份之间转换的困难,带给他们生活的困境,透露出作家敏锐的艺术洞察力。     

外举不避仇

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男人最大的仇恨莫过于杀父之仇与夺妻之恨了。然而。在春秋战国时期，却有两位牛人，能公私分明，以天下苍生为念，未因夺妻之恨而失去理智，大力举荐情敌去做高官，使其人尽其才。如此胸怀，着实令人感佩。     

公共伦理视角下的中国公务员行政人格塑造

公务员是公共管理的主体、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塑造与服务型政府相适应的行政人格,不仅是政府改革的价值诉求,而且是提高政府公共治理能力的现实选择。本文立足于我国服务型政府构建的背景,从公共伦理的视角出发,探讨公务员行政人格的内涵,梳理不同社会治理模式下行政人格的主要特征及我国公务员行政人格的现状与成因,进而提出和阐述了公务员行政人格塑造的途径。     

社区品牌文化:成效与限度——基于宁波市后大街社区实践的思考

社区以打造品牌文化作为发展自身文化的一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社区居民生活、提高了社区治理能力、保障了居民文化权益,但也存在违背公共文化服务精神、消解普通居民的参与积极性,削弱社区居民归属感等可能限度.因此在发展社区品牌文化的同时需要综合考虑大众文化需求、厘定政府与社区的角色职能,给社区以适当自主性,更好地发挥品牌文化效应,促进社区文化的发展.     

毛泽东的道德信仰与儒家伦理思想——纪念毛泽东诞生120周年

＂修身治国＂是儒家学说中底蕴深厚的文化现象,历代儒家都把崇高的道德信仰作为实现人生价值和达到人格完善的重要手段,并建立了比较系统的伦理思想。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毛泽东同志从儒家伦理中撷取了大量的思想资源,结合党的思想建设进行批判、吸收和发扬,形成了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主要内容,以＂大公无私＂为价值取向,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基本方法,以＂共产主义先进模范＂为崇高追求的道德信仰理论。     

行动的自我:政治活动的起点——吉登斯政治哲学的新视角

与自由主义“无拘的自我”和社群主义“镶嵌的自我”相比较,吉登斯的自我观可概括为“行动的自我”.一方面,它以自我分层模型为基础,通过对生活方式的决策抵制日常生活的异化,使自身达到一定程度的自主,从而选择一种伦理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自我通过反思来概括自身,通过关系来界定自身,从而为情感民主和对话民主开辟可能性.这种跳出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争论的自我框架,为当代政治哲学的生活转向提供了建设性的路径.     

先秦儒家对君臣伦理困境的解决——以《左传》《论语》《孟子》为中心

春秋时代,君臣伦理受到严重冲击,最极端的情形是弑君。在《左传》所载多起案例中,弑君者都面临一个选择困境:当君不君时,臣何以为臣?孔子主张有条件的、相对的君臣关系,面对君臣伦理失范的现实,他要求臣要臣,君要君,君臣各守自己的本分,以维持合作关系。孟子认为君的权力来源于天,却要通过民,据此他提出民贵君轻的主张。当君不君时,则君自动失去为君的资格,臣杀之则不为"弑君",只是杀一个独夫民贼而已。这样,春秋时代的君臣伦理困境,就被孟子从理论上给予彻底解决。当然,孟子的理论并不是为了替春秋时代的"乱臣贼子"们辩护,而是为了支持他的仁政主张,这是应当着重指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