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伦理建设探析

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促使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发生分化,在国家行政主体身上体现出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二元分离,由于制度本身的弱点及行政领域的信息不对称,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行政主体的道德风险。基于此,建立并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伦理规范体系势所必然。要加强我国社会主义行政伦理建设,形成行政伦理体系,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并认真设计总体目标及内容,探索实现之有效途径,以使我国的行政伦理能在社会全面转型期发挥其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和文化功能。     

投资自由化背景下的环境保护

投资自由化背景下环境保护困境重重。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人类目标,发展中国家必须坚持发达国家要承担共同而有区别的环境责任,在国际协定中规定更具拘束力的环境条款,促进环境无害化技术的转移,并完善国内法规、加强自身能力建设等。     

十字路口：村庄民主何去何从？

当前,税费改革在大幅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村—民”关系面临双重困境,即村委会供给公共物品的能力下降、对社会的行政控制能力下降。在已经变化了的社会条件与社会环境的情况下,村庄民主何去何从,是值得我们深思与探索的重大问题。     

论公务员的责任冲突及行政伦理决策

公务员是社会公共利益、公共秩序的维护者,在日常生活中,他们经常会面临权力冲突、角色冲突以及利益冲突,这就要求公务员在实践当中面临责任冲突所产生的伦理困境时必须按照公务员伦理决策的标准合理地做出行政伦理决策,把维护公共利益作为自己最基本的行为准则。     

执政能力建设的伦理取向——兼论执政合法性

执政能力建设与执政伦理具有内在的强关联性 ,提升执政伦理是执政能力建设的价值目的 ,二者之间具有手段与目的的逻辑关系。必须将执政能力建设的规律性与执政主体建设的能动性有机结合起来 ,才能真正实现执政能力建设的目标。     

价格听证困境的解决之道

价格听证在当下我国的制度实践令人堪忧,公众对价格听证认同感的日益下降便是其尴尬处境的真实写照。为了从根本上摆脱价格听证的困境,必须从三个方面进行努力:一是通过弱化政府的主导权和坚持类型化的方式产生听证代表,确保代表的民意基础和专业技能;二是通过科学配置听证申请人、听证会代表和听证组织者的权利义务,努力消弭价格听证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三是通过引入行政案卷排他规则,明确价格听证笔录对价格决策机关的法律拘束力。     

科学发展观的生态伦理意蕴

科学发展观是生态危机的积极应对,是生态文明的集中体现,是生态伦理的科学概括。人类必须“自为”地在与自然界的对立中实现统一,这种统一是以人为本的,是全面的,是协调的,是可持续的,核心是强调公平,这是科学发展观的生态伦理意蕴的核心。     

职业教育:传统择业观下的式微

中国人的择业观和传统观念有着很大的关系。毋庸置疑,现在的中国职业教育正面临的一个缺口:高职毕业生不愿做蓝领、大部分学生不愿主动报考中职,所以近年来中国的技术工人正在迅速减少。这个问题的存在并且呈不断增长的态势,并非现在的时代和社会造成的这么简单,根本原因是历史以来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就存在着根深蒂固的“仕而优,其他皆下品”的观念。在现今的社会背景下,已经没有学校、家庭会鼓励学生做行业的基础工人,大家似乎一致认为只有成为管理人员才是光荣,对工人和农民“身份”的背弃是他们共同的心理特征和择业观念。这种观念反之形成了社会对教育的畸形要求。     

基于Post-ELSI的人工智能政策国际比较与经验镜鉴北大核心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带来的社会风险日益受到关注,各国和欧盟均致力于通过制定和实施人工智能政策形塑人工智能技术,Post-ELSI为人工智能政策的评估提供对伦理、法律和社会因素更全面和细致分析的新思路。本文基于Post-ELSI理论框架,运用NVivo12 plus质性资料的数据分析工具对2016-2020年中国、美国、韩国、日本、欧盟等发布的29份人工智能政策,从伦理(安全、隐私、责任等)、法律(确权、监管、算法等)、社会(公正、平等、治理等)三方面进行评估分析。研究发现,在Post-ELSI框架下,中国、美国、韩国、日本和欧盟的人工智能政策具有很大同质性,均将“技术精英”与“技术难民”、“人机协作”与“机器换人”、“对症下药”与“被人工智能评估的人”视为关切利益,但在伦理危机、负责任监管和社会福祉等方面的关注程度与政策措施存在较大差异性。通过镜鉴国际经验,可以为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负责任的”人工智能政策提供有力支撑。     

加强科技伦理治理促进科技向善

2022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为加强我国科技伦理治理的基本价值导向,明确科技创新原则、要求及行动底线提供了指引,也为新技术时代科技伦理治理的专业化、规范化及法治化提供了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