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属拒证权制度与亲属伦理结构关系研究

亲属拒证权制度因有助于维护良好的亲属伦理秩序而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可,这一制度与社会亲属伦理结构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亲属拒证权制度是社会主流亲属伦理观在刑事证人制度中的体现;亲属拒证权制度的制度设计对社会伦理结构具有引导作用,二者之间是一种决定与引导的互动关系。应当根据我国当前亲属伦理结构现状完善亲属拒证权制度,亦应当利用亲属拒证权制度确立的契机引导良好亲属伦理结构的巩固与完善。     

小家亦能大风范

我们的民族文化亲情伦理大于人际关系．家风家教源远流长。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把婚姻家庭关系契约化、圣礼化的国家。我们可以没有宗教．但我们绝不忘了祖宗。孔子主张“克己复礼”的“礼”就是“周礼”．周礼中的人际关系核心就是把家庭宗教化。可见家、家风与中国人该有多么重要。     

灾荒视角下的国民政府合法性危机及其应对

灾荒与政治紧密相关。良性政治生态往往会灾而不荒,而恶性政治生态则会天灾人祸、逢灾必荒。民国时期天灾不断,固然有自然的因素,但更多地和民国政局、政观、政策、政力有关。国民政府的武力统一政策挤占了防灾和水利建设经费,破坏了生态环境和社会自救能力。政府尽管具有了初步"为民"的人本理念,但在实践中却又倾向于"防民甚于防灾"的维稳思路。1931年天灾人祸、内忧外患之际,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了攘外必先安内、救灾不忘内战的政策。尤其是1942年河南大饥荒见诸报端之后,国民政府在救灾和宣传两方面均陷入被动,暴露了其对灾荒与政治合法性关系的误读和应对上的失策。     

论先秦儒家理想的社会秩序及其整合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诸侯争霸,尊卑失序。身处动乱年代的先秦儒家,尤其强调秩序的可贵,希望借由礼乐的倡导与宏扬,恢复“三代”盛世的理想社会秩序。     

公共行政美德伦理与治理有效性的思考

当代西方公共行政美德伦理以公共行政人员的性格特质为讨论和论证焦点,透过理论研讨、案例分析、历史回顾、框架搭建等多种路径,论证美德之于公共行政的特殊重要性,在过去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得到了令人瞩目的发展。结合我国悠久而深厚的德性伦理传统,实现儒家美德伦理与当代西方公共行政美德伦理具体内涵的对接,尤其是强调"正义"之德作为公共治理有效性的根基,并重申结合美德促使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有效行使,将为治理的有效性提供丰厚的美德和人格支撑,并对我国治理理念和实践产生深远影响。     

新时代仍需弘扬湖湘文化“心忧天下”精神

中华爱国主义早在先秦时期就在“忧道”的基础上发展起了一种忧国忧民的伦理精神。在中华爱国主义之忧患意识绵延更生的价值谱系中,湖湘文化表现出了率先垂范的角色契合和价值认同,并为弘扬这种传统注入了许多新的内容,成就了湖湘文化“心忧天下”的精神传统和伦理基因。     

涉警舆情处置与警察伦理构建

作为社会控制重要方式的法治与伦理具有一定的核心价值契合,因此在依法治国大背景下,公安机关加强警察伦理建设刻不容缓。新型警察伦理应做到有立场、有责任、有忠诚、有规范、有评价。唯其如此,才能够用以指导警察的执法实践,减少涉警舆情的产生。     

绿色发展理念蕴含环境伦理思想的逻辑研究

人的社会化过程与自然的历史化过程之间存在和谐共生的生态伦理关系.绿色发展理念是基于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而产生的绿色经济发展理念,其中蕴含深刻的环境伦理思想.首先,把认识人的生存发展与自然的循环演化之间的关系作为伦理基调的起点,深层次揭示人为什么应该尊重自然的环境伦理命题;其次,把处理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内在辩证关系作为逻辑主线,具体明确地揭示人应该如何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绿色发展道德命题;最后,把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环境伦理诉求的逻辑归宿,深刻阐释实现其目的背后蕴含的核心、本质和路径.     

法治思维视阈下科技伦理教育观完善探析——基于当下科技发展中学术道德失范行为现象的思考

学术瑕疵类、学术垄断类失范行为之所以普遍存在,与科技伦理教育观密切相关。当前,我国的科技伦理教育主要存在法治意识淡薄,忽视培养具有法治思维的科技伦理专业人才,以及缺乏法治化制度保障等问题。然而,法治思维作为社会治理的核心思维,具有将其引入科技伦理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为实现规制学术道德失范行为以净化科技伦理生态的道德理想,需要在科技伦理教育的过程中中融入法治思维并凸显法治作用,从而构筑起坚不可摧的法治屏障。所以,法治思维视域下科技伦理教育观的完善应从德法并重,严重的学术道德失范行为应以法律规制为主,且科技伦理教育中亟待重视法治思维的培育等方面着力;法治思维视域下,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对于科研人员科技伦理教育观的培育应从增设科技法和知识产权法课程,强化警示教育,且在对于学术道德失范行为的学术研究和立法规制等方面努力。     

北魏“殴主伤胎”案中的司法适用问题探析

在北魏刘辉"殴主伤胎"案的司法过程中,灵太后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曾试图干涉本案的司法运作,提出从重处罚刘辉、容妃、慧猛及其兄长等五名当事人。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灵太后为提高本阶层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和权利的改革意识,另一方面,灵太后为女性群体所作出的努力是有限的。其背后因素是复杂的:既在于法律儒家化所呼应的是北魏的政治制度特征与汉化需要,也与鲜卑女性传统的演变有所关联。另外,导致这出皇室婚姻悲剧的原因,除了妇女史学者所强调的"男尊女卑"、"夫尊妻卑"倾向,与家庭史所关注的家庭成员角色塑造、夫妻二人的脾气秉性均有关联。这提醒我们,在解读传统中国的法律案件时,除了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出发去关注传统法制中的制度性盲点,也需要规避"女尊男卑"的潜在倾向。我们所追求的良法之治,不应当是绝对对抗的性别主义。女性主义的视角将为中国法律史研究提供怎样的研究路径和思考范式,尚需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