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态伦理学的生态道德教育支撑

生态伦理学强调要注重人与自然之间的道德关系,要求人们承认和确立自然界的价值和权利,党的十七大报告则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这两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建设生态文明,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离不开生态伦理观念的支撑。加强生态伦理教育和生态道德教育是建设生态文明、促进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为此,当前需要大力推进生态道德教育。     

塑造我国良好的公共行政伦理气氛

从伦理行为选择的角度来看,公共行政人员的伦理行为选择与公共行政组织乃至全社会是否存在塑造、支持和鼓励伦理行为的伦理气氛密切相关.结合目前我国公共行政伦理现状,必须从强化伦理教育与培训、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完善伦理监督和赏罚回报机制、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加强行政文化建设、加快伦理立法、成立专门的管理和咨询机构等途径来塑造我国良好的公共行政伦理气氛.     

权利扩张与家庭理性博弈下的中国家庭建设

当代中国家庭之中,家庭成员个人利益在家庭之中不断扩张,出现了"权利泛化"现象,这从中国当前日益走高的离婚率和出轨率中可见一斑.虽然当前立法、司法实践通过部分制度设计实现了家庭伦理的有效回归,一定程度上矫正了个人利益的扩张,但是基于中国传统伦理的现代化转型程度难以把握的现实,当前法律制度中个人利益与家庭伦理关系出现了部分...     

人工智能时代的“数据霸权”与战争正义性问题审辨

人工智能时代“数据霸权”的伦理挑战,发端于科技领域,辐射至战争领域。数据霸权引发美国等少数霸权国家对大数据资源的垄断,在科技伦理层面挑战了数据权利和数据利益的分配正义,进而在战争层面利用“数据霸权”频繁发动战争,挑战战争正义原则。少数霸权国家在军事行动中对于大数据分析决策技术的高度依赖,导致大数据对人类的反向操控,冲击了科技伦理的自主原则,进而导致战争伦理中区分原则和相称性原则的异化,危及人类的尊严和基本权利。数据霸权造成的一系列责任事故和责任分配困境,体现出大数据研发人员面临“负责任研究”精神缺失的风险,这种风险辐射到战争伦理层面,导致“不负责任”的战争文化盛行和军人武德精神的沦丧。围绕上述冲击与挑战,有针对性地提出约束“数据霸权”的伦理规范,为治理当前国际大数据技术军事应用所造成的伦理失范问题提供理论依据。     

强化专利权的外部限制

由于专利法立法活动受到产业利益集团的制约,同时专利法既有理论也存在一定局限性,专利权的内部限制不能有效地消除专利制度的弊端.我们应重视和强化专利法外部限制措施.反垄断法和人权法是已经对专利权产生实际限制作用的法律资源.伦理将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成为专利权的限制因素.     

家事审判中伦理与法理的统一

家事纠纷具有较强的伦理性,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不仅要依照法律规定,还要考虑到家庭伦理道德,将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作为审判目的。人民法院要以伦理探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以伦理判断赡养义务的有无,做到法理和伦理的统一、事理和情理的统一,维护家庭伦理道德,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人类基因编辑行为治理研究

人类基因编辑作为新的社会现象,在有助于人类发展的同时,也具有非常巨大的伦理风险、技术风险、社会风险。从现实情况看,人类基因编辑的潜在风险和规制漏洞值得警惕和反思。要客观评价人类基因编辑行为,严格区分治疗与改进的不同用途,确立以治疗为目的的人类基因编辑原则,对治疗予以有条件认可,对改进予以严格禁止。要正视现有制度的不足,明确行为界限,强化主体的内在约束,进一步健全人类基因编辑的法律体系、监管体系,确保人类基因编辑既能规避各类风险,又能增进人类健康。     

当前财经价值观变迁中的隐忧

对财经素养的传统理解往往局限于理财素养层面,认为财经素养就是理财所需要的知识和能力。然而,这种惯常的理解忽视了财经价值观的重要性。财经知识与财经能力决定个体在理财道路上能走多远,而财经价值观意味着个体是否具有对待和追求财富的正确姿态,决定了个体的财经决策和行为在方向上是否合理。证据表明我国公民的财经价值观变迁表现出一些不良趋势,如一味追逐物质财富但不遵守财经伦理规范。这种趋势可能与日益泛化的商学院思维以及市场的规则属性和动力属性之间的不平衡有关,通过这些方面的深入反思和改革,方能形成培育健康财经价值观的良好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