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公权伦理思想简评——从公权性质与规范的视角

源于对人性缺陷的深刻体认,西方公权的运行被完全置于外在的制度框架中。这条路径选择,忽视了人类内在德性和道义的力量,也忽视了公权运行对于整个社会才智和美德的导向功能。     

试论科技人员的伦理责任

科技活动的主体是科技人员,科技活动和科技成果运用的伦理问题,总是与科技人员形影相随.文章重点论述了科技人员在整个科技活动过程中的伦理责任表现为:(一)科研选题、立项时科技人员的伦理责任;(二)项目研究与开发过程中科技人员的伦理责任;(三)科技成果应用中科技人员的伦理责任.科技人员在科技活动中要增强伦理意识,履行相应的伦理责任,用科学良心支配自己的科技工作.     

原始儒家伦理政治的理论特质

原始儒家站在轴心时代历史的需要上反观理想政治的历史形态,从中获取理想政治建构的精神资源,以消逝了的历史的挖掘组建起伦理政治的原型,以仁礼剖析现实,解读伦理和政治,在为直接解决现实社会混乱格局而做出的政治考虑和为超越世俗社会的不完满而做出的政治应当状态的构想中凸显出道德人文主义和政治礼治主义两大理论特质.     

马克思国际观视域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探析

马克思国际观为正确理解和深刻把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一把钥匙,集中体现在:国际价值论揭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善于把握国际分工格局;国际政治论揭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采取必要的保障公共安全的措施”;国际伦理论揭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遵循“道德和正义的准则”。因此,当下系统梳理马克思国际观,对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向纵深延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论伦理秩序、法治秩序与公民意识

“道德滑坡”和“法律纸面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两大难题及其症结,而解决这一难题及其症结的关键在于公民意识的确立,因为公民意识的普遍确立并获得意识形态性,不仅是新时期伦理秩序和法治秩序的内在支撑,也是市场经济加速发展的精神动力。     

从"何以可能"到"何以建设"——科学发展观与中国生态伦理建设

西方生态伦理学自上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作为新兴学科迅速兴起并得到广泛关注。在中国生态伦理研究中存在有过高估计中国的生态伦理资源、受制西方话语、纠缠于生态伦理"何以可能"等问题。中国的生态伦理建设应该从"何以可能"转向"何以建设",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确立生态伦理建设的基本原则。     

临终关怀的伦理困境及其重构

安乐死面临法律障碍,发展临终关怀事业是一个较优的选择。囿于传统伦理观念和医护现实,临终关怀陷入了伦理困境。文章从探讨临终关怀的源起、发展以及内涵开始,对临终关怀的伦理困境做出了分析,提出了构建一个普适性的临终关怀伦理,以解决我国临终关怀的伦理困境。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     

国家问责视阈下英国教师伦理自主：演进形态、发展策略及启示

英国教师伦理自主经历了“充分的”自主、“被管制型”自主及“赋权增能型”自主三个阶段,根据教师伦理自主权的发展轨迹,可以窥探到其与国家问责同质依存和异质抗御的张力存在。为了缓解张力,英国政府在理念维度上进行“简政放权”,赋予教师专业自主权;在制度维度上由“软约束”转变为“硬约束”,加强教师专业伦理制度化;在技术维度上实施政府“远程问责”,对教师实行隐性管理;在组织维度上“吸纳优秀教师”构建多元问责主体的治理网络,提升教师的伦理自主权。我国教师伦理自主发展可以借鉴英国的经验,从建立赋权型政府入手,通过把握好问责惩戒力度,建立教师伦理自主发展的正向激励模式,构建包括教师专业组织在内的多元主体问责制度等措施,以保障国家问责视阈下教师伦理自主权发展的适切空间。     

论国家紧急权力的伦理基础

国家紧急权力是一种特殊的国家权力,特别容易沦落为压迫人民的暴力工具(国家权力具有支配性和扩张性的本能可以很方便地使这种可能变成现实),因而必须树立各种理念和原则并将之作为国家紧急权力的伦理基础。对于法律而言,它们具有先在性,国家紧急权力乃是以一般伦理规范的预设为前提的。其中,人民主权原则是国家紧急权力的权力基础,保障人权原则设定了国家紧急权力的终极目的,有限权力原则划定了国家紧急权力的行使范围,法治主义原则提供了国家紧急权力的行使依据,分权制衡原则体现了对国家紧急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国家世俗原则划定了国家紧急权力的最后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