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精准化治理的优化路径

21世纪初,我国社会体制结构发生重要变迁。社区成为群众生活的承载空间,亦是政府、市场、社会交互作用的重要场域,在社会治理中的基础性作用愈发凸显。网格化管理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模式,历经十几年的探索与实践日臻完善。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网格化管理以信息技术为手段,以精细化管理为目标,通过社会化协同实现精准防控。网格化的既定功效与蕴藏的制度潜力已得到广泛认可,但在实际应用中仍存在"局部失灵"的问题。为此,需要在制度建设、服务导向、参与主体等维度加以完善,进一步激发治理效能,构筑善治之基。     

浅议便捷入警机制下司法警官院校警务化管理的创新发展

进入新时代,00后学生所处的生活环境、价值取向以及行为模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在便捷入警机制下,对警务化管理育人要求标准又比较高,而司法警官院校的警务化管理模式多年未变,与新时代、新机制有诸多不相适应之处。因此,在便捷入警机制下,创新司法警官院校警务化管理,塑造学生的警察意识和培养合格监狱戒毒人民警察,很有必要。     

论伦理秩序、法治秩序与公民意识

“道德滑坡”和“法律纸面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两大难题及其症结,而解决这一难题及其症结的关键在于公民意识的确立,因为公民意识的普遍确立并获得意识形态性,不仅是新时期伦理秩序和法治秩序的内在支撑,也是市场经济加速发展的精神动力。     

缅甸佛教与王权

本文考察了缅甸上座部佛教发展的历史及其特征,指出缅甸佛教的久远流传与王权的护持密不可分。王权、僧伽与佛法之间共存共荣是缅甸政治发展、僧伽繁荣与佛教流传的根本原因。佛教作为缅甸民族文化的核心与根基,对缅甸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袭警罪刑事立法化初探

频繁发生的袭警案件,警察权威受到严重挑战,使我们不得不关注袭警罪的立法化问题.我们认为,应在刑法中增设袭警罪,以维护国家法律权威,震慑违法犯罪分子.所谓袭警罪,是指以暴力、威胁方法致使正在执行执法活动的人民警察不能继续履行职务,构成犯罪的行为.     

传统大同理想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传统大同理想集中反映了古代中国人民对美好社会的最高想象,其基本特征包括：“大道之行”的哲理基础,“天下为公”的总体原则,“选贤与能”的政治制度,“讲信修睦”的社会秩序,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经济制度。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设想的未来理想社会状态,传统大同理想在以下几个方面与其内在相通：一是废除私有制,实行公有制;二是超越不劳而获和按劳分配,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三是反抗剥削压迫,实现平等自由;四是告别动荡纷争,实现高度和谐。基于二者的内在相通,传统大同理想在以下几个方面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一是促进一些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在学理上理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二是促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信仰上接受马克思主义;三是促进工农大众在情感上亲近马克思主义。更加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不断探索通往大同的道路,主要表现在：第一,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阶级斗争的重要意义,开始探索实现大同理想的科学道路;第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充分吸收传统大同理想的合理内核,取得革命和建设的重大成就;第三,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充分克服...     

论我国二元化物权变动模式的立法选择

关于物权变动模式立法选择的争议在我国由来已久,如何解决则关系到市场流通与财产交易的安全.要构建完善的物权变动制度体系,首先应确立物权变动模式的价值目标,并在此基础上采用以形式主义为主,意思主义为例外的二元化物权变动模式,这既反映了我国现实的社会基础,又对不同的价值取向进行了有效地兼顾,照顾了不同的利益需求,同时也符合我国的立法传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阈下中华传统文化双重继承法研究

双重继承法指的是在圆融和合批判继承和抽象继承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方法.在双重继承的过程中,批判继承和抽象继承是逻辑先后的关系而非时间先后的关系,是共通互补的关系而非相互排斥的关系.双重继承法既能保持文化自省精神,又有力地回击了否定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倾向.通过双重继承法可以充分继承和科学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并赋...     

“网络暴力”究竟是何物?

开栏语随着全民信息化、网络化时代的到来,网络如同空气一般变得不可或缺。随之而来的除了信息搜索、沟通交流、资源共享、娱乐消遣等诸多方面的便捷外,还徒增了一些因传播碎片化、无序化裂变而造成某些人合法权益的受损,该现象被人们冠以“网络暴力”。2021年,本刊力邀北京星权律师事务所及星权律所的多名律师联合开设“星权看法”专栏。     

“红色管家”何以管用?——基层治理创新“内卷化”的破解之道

【问题】基层治理创新实践常常陷入命名式、标签式伪创新,不仅无法实现“给社区减负增能提效”的目标,反而造成基层治理的低水平重复。在各类创新琳琅满目的情况下,如何才能使基层治理创新更具持续性,并且规避“内卷化”风险?【方法】本研究以S区“红色管家”项目为个案,该项目初期面临多方面的内卷化风险,但最终通过创新走出一套有效的社区治理之道。我们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等方法跟踪了“红色管家”项目的运作过程并结合多种定性资料进行分析。【发现】(1)如同诸多政府主导的基层治理创新项目一样,“红色管家”在项目初期也面临观念、利益以及组织等多方面的“内卷化”风险;(2)项目实施过程中逐步呈现出的实体化、制度化、专业化和协同化的特征,保障了“红色管家”项目创新发展的整体性、系统性、规范性和可持续性;(3)能否规避基层治理创新的“内卷化”风险,根本在于基层党组织力量能否成功嵌入项目全过程,发挥引领创新的核心主导作用;(4)党建引领下多方创新主体的协同、合作与调试,观念、制度与技术的融合,构成了制度创新能否突破“内卷化”困境的关键。【贡献】本研究梳理了基层治理创新“内卷化”问题的表征和成因。通过对“红色管家”项目案例的分析,本研究阐释了“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的内在机制,指出破解基层治理创新“内卷化”困境的关键在于新合作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