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读《新亚洲半球》有感

在国际社会热议中印崛起的时候，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吉肖尔·马布巴尼（Kishore Mahbubani）教授出版了《新亚洲半球》（The New Asian Hemisphere）一书。此书共分六个章节，从亚洲国家“去西方化”问题切入，论述了世界重心从欧洲向亚太转移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几种情形，并对中印等亚洲国家能否顺利成为新的“全球领袖”作了理性分析。     

施坚雅乡村市场发展模型与华北乡村社会转型的困境——以河北定州为例

由于地理和交通条件制约等因素,中国长期处于以传统集市贸易为特征的自然经济状态。根据施坚雅乡村市场发展模型,随着交通的现代化,传统集市将趋于消亡。但从华北的情况(以定州为例)看,交通的发展并没有导致乡村基层集市的消亡。这主要是由于城市化滞后等原因,集市等传统经济部门成为容纳乡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部门之一,表明华北乡村社会仍处于"内卷化"的困境之中,只有通过城市化,才有望走出这种困境。     

清代汉传佛教管理制度刍议

清代汉传佛教管理制度是建立在满族统治者的文化和宗教策略之上的。根据政教分离、王权高于教权的宗教管理模式，清初的统治者借鉴前朝的宗教管理经验，建立了系统有效的佛教管理机构和僧官制度，实施了资格审查制度、官方登记制度和定额管理制度，从而较好地掌握了佛教发展状况，合理地控制了佛教组织规模。清中叶以后，因农民起义和西方列强的入侵，统治者无暇顾及对佛教的管理，佛教管理制度实质上已废弛。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帝制，封建僧官体制亦被废止，清廷的佛教管理制度由此终结。     

透视公务化暴力

近年来，“公务化暴力”这个词屡见报端，一幅幅令人胆战心惊的恐怖场面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里。     

西部的桔红使者

<正>~~     

论汉代法律儒家化的历史选择

众所周知，经过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和法家全盛的秦朝，在汉代儒家思想占据了主流的思想地位，并继而成为以后绵延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法律作为社会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汉代也因此而出现了儒家化的趋势．本文认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必然选择，文中将从儒家化的历史选择过程来说明这些问题。     

"轻轻重重"刑事立法政策——规制无被害人犯罪的理性选择

本文研究的是无被害人犯罪的刑事立法政策,探讨无被害人犯罪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问题,也涉及对无被害人犯罪的行政制裁以及社会政策的评析,通过论证,得出处理无被害人犯罪应该采取"轻轻重重"的理性政策,并在该政策的指导下,对我国无被害人犯罪的刑事立法提出建议.     

中国重刑化弊端及其限制路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为观照

审视我国刑法的发展趋势不难发现我国的刑罚呈现趋重的特点,表现在法定刑设置的不协调;无期徒刑与死刑、有期徒刑衔接的不适当;罚金刑适用的不合理等方面,这些问题共同导致了我国的重刑化倾向。实践证明,推行刑罚万能的重刑化理念之弊远远要大于其所具有的短期遏制犯罪之利。重刑化不仅导致刑法系统自身规律性的紊乱,造成法益保护位阶错乱和罪刑失衡现象,而且还会导致人们疏于相关制度的建设和改革,必须予以摒弃。《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草案》表明,通过刑事立法完善我国刑罚体系是改变我国的重刑化倾向并最终使我国走向刑罚轻缓的理性抉择。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定位的重大意义

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定义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理论方面：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论、“源”与“流”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定位的深化和发展．赋予了‘其更为深刻的内涵．为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民族化发展拓展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内蕴着她相对独立的发展规律和经历独特的民族发展道路，这也为其自身的发展开辟了更为宽广深厚的理论资源和发展空间：实践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奠定了更为科学和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标志着我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化和中国化的内在同一的实践自觉，使党的执政实践更具有民族性、科学性、合理性和亲和性，也利于西方世界增进对中国的理解。“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中国化”的终结．而是意味着“中国化”的新的理论和实践的起点，当前需要继续深度“中国化”，最终建构科学、完整、系统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加强自身修养 树好党员形象

把学习当作加强自身修养的重要途径。“学习是进德之基、治愚之本、成事之要”。加强自身修养的主要方法就是学习。因此，在平时工作生活中，我们应把学习作为一种使命、一种境界，融入到人生和事业中，做到生活学习化、工作学习化。既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不断提高政治素质和理论素养，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又要认真学习党章和法律法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