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参与政策问题建构的社会条件审视

从政策科学发展脉络来看,政策问题建构虽然不曾作为一个明确的主题在政策科学研究中引起关注,但是作为构成要素,政策问题建构从未脱离过政策周期。网络社会的到来,无疑为社会组织与公众发挥自主性参与政策问题建构、共同解决治理问题提供了可能。然而,在实践中却充满波折,除了网民参与能力不足这一直接限制条件,更深刻的约束因素根植于现代社会的官僚主义化及工业社会的控制思维中。网络社会的行为倾向来自现实世界的刺激反应,这就要求网络参与政策问题建构的理性引导与现实世界的社会需求回应相结合,通过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在主体构成、价值引导及问题治理方面的融合,促进对话与信任意识的生成,继而改造传统公共行政模式。     

医患社会心态测量的路径、维度与指标

测量医患社会心态可从人际、群际和文化三大层面入手,采取多方法并举、分层级建构、全要素综合的医患社会心态整体测量路径。医患社会心态的内容结构可分为医患社会情绪、医患社会认知、医患社会价值观和医患社会行为倾向四大维度,在各维度下可分设不同的二级指标并确定相关题项,建构群际和文化层面上的医患社会心态问卷,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取样方式进行抽样调查。人际层面的医患社会心态则可通过在真实医患场景下进行参与观察、访谈和影像分析进行更为微观具体的个案式研究。     

警察佩枪巡逻：习惯了就好

“五一”前后，上海、北京、广州、西安、昆明、南京等地都出现警察佩枪巡逻，尤其是上海上千民警佩枪执勤．引起舆论的不小震动。“警察佩枪拉大了警民距离”“可能导致枪支滥用”“万一走火怎么办”，类似的非议凸显出人们对警察用枪的担忧，背后也折射出人们对警察权的不信任。     

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下的人际信任重构

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需要发挥政府善治、市场巧治和社会共治多元治理主体的复合作用,而政府公信力丧失、市场诚信缺失和社会道德滑坡等折射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和信任的缺乏,加大了社会治理的难度。因此,人际信任重建是破解社会治理困局的一剂良方,社会转型期价值观扭曲、制度文化缺失及心理安全感缺乏导致人际信任危机发生,而完善制度机制、建立现代信任文化、引导不良情绪及发挥家庭教育功能是寻找实践路径的可行性选择。     

基层领导干部构建干群互信关系的方法探讨——基于S市党校主体班学员的调查分析

围绕基层领导干部如何构建干群互信关系这一主题,把获得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作为直接目标,分别设计四个具体问题进行书面方式回答、两个开放式问题进行口头回答,以在市委党校培训进修的学员为研讨主体,对他们在工作实践中的一些零散经验进行讨论研究和概括分析,罗列出大量有效的具体做法,梳理成不同语句表述,整理成若干个核心词汇。在此基础上,进行讨论分析后,得到一些具有实践价值的思路和方法,为基层领导干部获得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进而构建干群互信关系提供了一些可供借鉴的指导性思路。     

政治信任、相对剥夺感与群体性事件参与——基于CGSS 2010数据分析

现有研究对政治信任、相对剥夺感与居民群体性事件参与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争议。基于CGSS 2010的调查数据,运用二分logistic回归分析公民的政治信任和相对剥夺感对其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影响。研究发现,公民对政府工作人员的信任程度、公民是否受到政府工作人员的不公平对待显著影响其参与群体性事件。因此,提升公民对政府工作人员的信任、改善政府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对减少群体性事件尤为重要,要推进社会的有效治理,政府应在这两方面有所作为。     

网络暴力造成严重后果的利益分析和刑事应对

对于造成被害人自杀等严重后果的网络暴力进行法律治理的传统思路是考虑将此人身利益的侵害进行客观归责,但限于因果关系、责任原则的一般性教义知识,归责的争议很大,法律很难有效展开治理。网络暴力司法意见的征求意见稿将严重后果作为恶劣影响的诱因,意味着可以将严重后果作为刑事法上其他值得重视的利益侵害进行分析。由此,我们从网络暴力严重后果的例外归责,转向常态化地考虑严重后果表征的新类型危害。运用法律确保数字信任的现代方式是：当这种严重后果表征的是社会关系已然遭受的根本性破坏时,这种严重后果不仅可以用以归责,而且可以作为自诉转公诉的程序性条件;当这种严重后果表征的是对网络制度安全的公众信心和信任的严重破坏时,这种严重后果还可以作为入罪量刑的情节、提起公益诉讼的标准。     

社区公共参与何以增促居民的公共服务获得感?

公共服务获得感作为民众对公共服务客观获得的主观积极心理体验,反映了居民对社会治理的认知与评价。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体系建设中,居民参与对公共服务获得感具有重要影响。由于居民参与内容及方式的多样性,何种居民参与以及居民如何参与更能提升其获得感值得深入研究。论文将居民社区公共参与内容分为政府主导型参与和公民自发型参与,将公共参与渠道区分为自上而下的信息传递型渠道、自下而上的诉求表达型渠道和互动沟通型渠道。通过分析居民社区参与的6089份调研数据,研究居民社区公共参与内容和方式对个体获得感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自发型参与对公共服务获得感具有正向影响,而政府主导型参与对获得感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即时的互动型沟通渠道,对公共服务获得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公民参与效能感和政治信任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论文揭示了不同公民参与类型与获得感的关系,丰富了学界关于公共参与及其作用的研究,拓展了个体获得感生成的研究视角,对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提升公共服务获得感具有实践启示。在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时,要注重扩大公民自发型参与,并增强政府与公民的互动沟通。     

公共卫生事件风险沟通中社会信任问题研究

在风险社会中,有针对性地进行风险沟通已成为应对风险不确定性的有效手段.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具有"脱域"特质的陌生人社会逐步形成,且移动智能终端进一步普及使得生活场景向虚拟化趋势发展,社会生活现状的改变对风险沟通提出了新要求.应从风险治理、立法完善、专家系统以及公众参与等方面着手完善公共卫生事件风险沟通中的社会信任机...     

高校辅导员学生信任的现代性风险及其防范

信任是人类社会的基础。辅导员与学生之间教育关系的特殊性决定了其职业价值实现的重要性与复杂性,也决定了学生信任是其职业价值实现的不可或缺的软变量。然而随着现代性的行进,信任的社会情境已经嬗变,诸多不利于信任存续的社会现实精神与文化已经凸显。作为一种社会关系,辅导员的学生信任难免会遭遇现代性及其衍生的信任风险。学生对辅导员信任的主要模式将由传统的伦理型信任向现代性的理性型信任转变。辅导员须树立现代性思维,强化信任风险意识,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赢取并呵护好学生信任,要以信任唤醒学生信任、用关爱密切学生关系、凭能力熔铸学生认同、靠开放性疏解学生疑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