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中俄关系中的相互认知与信任问题

从长远来说,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稳定、健康、和谐发展,必须要妥善解决好进一步加强双方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问题。中俄两国高层之间已经建立起了比较良好的友谊与互信,而在普通民众之间,现有社会调查和研究结果表明,目前还存在着一些相互了解与理解不足、缺乏相互认同与包容,因而也就缺乏相互欣赏与信任的问题。在这项长期的系统工程上面,中俄双方的有关方面都还需要做出大量而艰辛的工作。     

再造社群：“村改居”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路径——以广州市N社区为例

再造社群是建设基层治理共同体的重要环节“。村改居”的空间改变打破了基层社会的关系秩序、治理秩序和生活秩序,使社区治理陷入信任缺失、参与不足和规范失效的困境。基层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关键在于再造社群,即社区通过利益契合鼓励居民建立公共信任关系,通过责任赋予推动居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通过情感激发促进居民遵守公共规范,使其成为潜在的社区治理资源,并能够被组织起来发挥作用。在城市社区,滕尼斯意义上的“共同体”较难实现,而“村改居”社区凭借其遗留的村庄治理资源再造社群,对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具有启发意义。     

高校辅导员学生信任的现代性风险及其防范

信任是人类社会的基础。辅导员与学生之间教育关系的特殊性决定了其职业价值实现的重要性与复杂性,也决定了学生信任是其职业价值实现的不可或缺的软变量。然而随着现代性的行进,信任的社会情境已经嬗变,诸多不利于信任存续的社会现实精神与文化已经凸显。作为一种社会关系,辅导员的学生信任难免会遭遇现代性及其衍生的信任风险。学生对辅导员信任的主要模式将由传统的伦理型信任向现代性的理性型信任转变。辅导员须树立现代性思维,强化信任风险意识,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赢取并呵护好学生信任,要以信任唤醒学生信任、用关爱密切学生关系、凭能力熔铸学生认同、靠开放性疏解学生疑虑。     

公共卫生事件风险沟通中社会信任问题研究

在风险社会中,有针对性地进行风险沟通已成为应对风险不确定性的有效手段.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具有"脱域"特质的陌生人社会逐步形成,且移动智能终端进一步普及使得生活场景向虚拟化趋势发展,社会生活现状的改变对风险沟通提出了新要求.应从风险治理、立法完善、专家系统以及公众参与等方面着手完善公共卫生事件风险沟通中的社会信任机...     

印度对中国信任赤字的成因分析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印的发展壮大对彼此都是重要机遇。2019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印度总理莫迪在印度金奈举行第二次非正式会晤,双方一致同意加强两国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然而印度对中国存在较大信任赤字。印度对中国信任赤字的客观成因主要有大国实力差距、经济贸易问题、边界领土争议、海洋权益担忧等。要对此进行认真分析,为更好地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创造条件。     

政治信任、情绪感染与政策执行

政策执行力是现阶段高质量发展的研究焦点及难点问题。依托计划行为理论和情绪感染理论,提出了考虑情绪感染调节作用的政治信任与政策执行关系假设,并基于162份有效样本数据,对其进行了实证验证。结果显示：(1)政策受众者对政府、政策、官员的信任程度,直接影响其对政策执行效果(尤其是经济绩效)的认知。(2)政策受众者的情绪感染力,会不同方向地干扰政治信任程度与政策执行效果认知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情绪感染对政治信任与行政绩效关系发挥了部分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对政治信任与经济绩效关系发挥了部分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     

新时代社会公共信任建设的伦理基础

公共信任的核心要义是伦理普遍性,实质则是公众对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诸领域伦理普遍性诸形态的信任问题。政治领域公共信任建设的关键在权力,要强化规范性的伦理建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从严治党,确保权为民所用;经济领域公共信任建设的关键是财富分配的正义性,对公权与财富私通、市场主体间恶意竞争要零容忍;文化领域公共信任建设的关键是真、善、美,产业化过度是文化领域伦理普遍性祛魅的直接诱因,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事业发展,确立讲政治、扬正气、促和谐的价值目标;社会领域公共信任建设的关键是伦理风尚,要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公民气质,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伦理。     

关于农产品供应链信任机制的探究

建立农产品供应链,降低农产品的成本,加强企业间的合作,培养企业间的信用是农产品供应链管理的核心。我国农产品供应链要想有大的发展,必须有现代化的流通商、超市系统、物流配送、运输、信息、仓储等各个方面的专业化经营的企业。应进一步建立农业产业集群与农产品供应链有效的信任机制。     

中美贸易冲突的动因探究与对策——基于美国贸易政策与税改内在逻辑视角

美国引发中美贸易冲突是美国单边贸易政策的突出体现,与美国税改等国内政策具有内在逻辑关系。作为特朗普政府的主要政策,美国试图通过减税吸引跨国企业和过渡法人企业向美国本土回流和扩大投资,并通过单边贸易政策建立更有利于美国的贸易规则,既是弥补税改等政策在短期内产生的巨额赤字的需要,也有在中长期形成更有利于美国发展环境的考量。其深层根源在于美国试图通过推动本土实体经济的发展,促进就业、科技和创新水平的提高,建立有利于美国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模式,强化美国主导的国际分工格局。深刻认识美国引发贸易冲突的根源有利于中国在贸易磋商中实现最大利益。基于此,中国应认识到美国的单边贸易政策具有不可持续性,解决两国共同诉求问题和双边贸易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关注中美贸易冲突中高技术中间产品对中国发展的影响,继续推动贸易和投资的多元化。从中长期来看,中国应加快结构调整、推动产业升级,在国际竞争和分工中争取更有利的地位。     

周边需求的视角:古代东亚体系中的区域公共产品

以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的"天下"观念为基础的朝贡体制构成了一种存在于古代东亚体系中的区域性公共产品。文章通过区域间比较的视角和方法,分析了古代中国和周边国家或行为体对区域安全和贸易公共产品的供给与需求问题。从供给的角度,文章发现,古代东亚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者不仅包括古代中国,同时周边行为体也不同程度地参与到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过程之中。从需求的角度,文章指出,作为朝贡体系下的四个次区域——中枢区域、小中华区域、游牧区域和曼陀罗区域——对经济贸易和政治安全两个领域的区域公共产品表现出了差异性的需求。进而,笔者指出,周边区域行为体对政治安全公共产品的认知与需求受到文化认同与战略信任两个因素的影响;而周边区域行为体对经贸领域公共产品的需求则更多受到域外成员竞争性提供区域公共产品的深刻影响。文章最后阐述周边视角下前现代东亚体系区域公共产品的历史启示与当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