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沟通的传播互动视角

信息共享的互联网时代挑战传统的风险沟通机制,传播互动在风险沟通中的作用日益关键。本文以政府作为风险沟通机制的核心,分析了其在风险沟通中的缺失,提出从传播互动的视角进行风险沟通机制的完善,提供及时、有效和准确的信息,善用巧用传播渠道和意见领袖,并健全风险绩效评估体系,提高政府风险管理的能力,从而更好地保障公众的知情权与民主参与权。     

政府信任媒介的信任建构逻辑及其获得机制建设——基于乡镇政府的考察

政府信任媒介主要包括日常话语、接触、民众参与和文化符号.它们分别通过代表正向效应的“街谈巷议”和代表负向效应的“流言蜚语”两种方式,旁观-过渡-决策三种类型、认知-情感-态度-评价四种政治文化,来建构和影响村民与乡镇政府之间的信任.为了使政府信任媒介能够对政府信任发挥正能量的作用,我们的制度系统应该建立三种信任获得机制:一是乡镇政府信任的压力机制；二是乡镇政府信任的动力机制,三是乡镇政府信任的评价机制.     

社会认知与两岸互信的形成

基于不同学科对信任定义的不同以及信任来源的差异,信任可被分为工具型信任与认同型信任两类.从既有研究成果来看,在两岸关系研究中学界更多地侧重于工具型信任的研究,而认同型信任则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探讨.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两岸互信形成问题的解释效力是存在局限的.有鉴于此,我们需要寻找新的解释路径.由社会认知取向可知,应该正确理解两岸因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差异所导致的不信任感,并着重研究如何消除之.与此同时,通过两岸共同参与的过程,建立起两岸认同,进而形塑两岸之间的认同型信任,才能促进双方更深入的合作与更快的发展.     

被信任感对警察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兼论警察职业使命感的中介作用

从警民信任关系视角出发,建构警察被信任感、职业使命感与其幸福感的作用机理模型,并基于215名在职警官的实证调查数据对该理论模型进行定量分析。数据分析结果表明:被信任感对警察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职业使命感在被信任感与警察幸福感的影响作用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该研究结论对公安机关从信任和职业使命感双向视角提升警察幸福感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以双向引导并行的方式增强警民交互信任感知,以拉近警民心理距离方式切实提升警察幸福感,以唤醒从警初心使命的方式有效激发民警幸福感提升的内在动力,成为当前提升警察幸福感的重要举措。     

中国出口贸易的机制权衡:信任还是法治?

本文关注基于关系网络的非正式制度与基于法治的正式制度之间的交互作用及其对出口贸易的影响。通过使用2010-2017年中国与世界55个国家和地区贸易情况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探究,结果表明:单独考察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时,二者均对贸易活动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通过引入信任与正式制度的交叉项,则发现二者呈现强烈的替代关系。针对这一关系作出的初步解释:两种制度之间的作用机制应存在本质差异。一方面,作为隐性约束的信任水平是开展长期贸易合作关系的一大关键因素;另一方面,作为硬性保障的宏观正式制度,则起到监督与激励的作用。在贸易活动中,两种制度往往同时存在。因而,对两种制度的权衡与选择尤为必要。     

领导行为与政府绩效的关联路径:基于下属信任中介作用的实证研究

领导行为确实会以下属信任为中介对政府绩效产生影响。其中,变革型领导行为通过下属信任对政府绩效所产生的影响大于交易型领导行为通过下属信任对政府绩效所产生的影响。并且,不同的领导行为对政府绩效所产生的间接效应的方向与该行为对政府绩效所产生的直接效应的方向一致。而性别、职级、学历等个体特征差异对研究结果没有显著影响。关注下属的媒介属性是深入全面了解领导行为对政府绩效的影响过程及作用机理的有效切入点。可以从公务员个体、组织文化、相关制度等方面入手发挥下属信任的积极作用。     

网络追杀令掀开“地下钱庄”黑幕

追杀令,当事人疑携款潜逃 2015年12月,新加坡华人圈里寻找一位名叫李霞的中国女子的“追杀令”迅速转发扩散.受害者在朋友圈发布信息讲述自己的受骗经历,并附上对话截图和李霞的照片,向大众求助寻找李霞. 其中一位发布“追杀令”的受害者称,她曾于2015年10月27日找李霞汇款10万元新币,折合人民币50万元,现在钱未到账,李霞却于12月23日人间蒸发.受害者表示,大家都是基于信任才找李霞进行汇兑的,毕竟她在新加坡一直开店,而且从事“地下钱庄”多年未出过事.可是这一次,年关将至,受害者汇回中国的血汗钱竞不翼而飞,这令他们愤懑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