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制度维护诚信

我国古代就将“诚”、“信”作为一种道德准则,至今还流传着许许多多重然诺、讲信义的动人故事;在当代社会里,信誉更是发展商品经济的基本守则之一,市场经济不仅仅是法制经济,更是诚信经济,正如江泽民总书记所言:“没有信用,就没有秩序,市场经济就不能健康发展。”建设社会信用制度,是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保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根基;而建立律师诚信制度,则对规范律师执业行为、塑造律师良好形象、促进律师队伍建设和     

信誉及社会责任:社会信用的概念重构

社会信用法理研究中的一个基础问题是社会信用的概念界定.《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在其定义条款中首次规定了“社会信用”的概念,该概念被学界称为“守法与履约说”且被部分地方信用立法采用.学理上对社会信用的概念之讨论,传统上采用的是信誉或商誉说,其含义较为狭窄,无法满足社会信用治理的现实需求.而当前社会信用制度实践采用的是守法与履约说,其含义过于宽泛,容易产生模糊法律与道德的界限以及混淆法定义务与约定义务的问题.从规范之维来看,其蕴含的法律命题并不是一个关于社会信用立法的恰当法律命题,而从价值之维来看,其目的正当性也经不起比例原则、公益原则和人权原则的价值拷问.建议采纳折中的信用含义——“信誉及社会责任”,将信用的含义从传统法学上的“债权的发生”扩展到“社会责任”而非“守法与履约”,以有效弥补守法与履约说的缺陷,并为失信人名单的建立提供更加科学合理的判断标准.     

论商标信誉回复请求权

商标是作为商业信誉载体的符号,商标的本质就在于附着其上的商业信誉,对商标权的保护实际上是对附着在商标上的商业信誉的保护。侵害商标权不仅会造成商标权人的财产损失,还可能损害附着于商标之上的信誉,尤其是在侵权商品质量低劣时更是如此。商标权人可以行使信誉回复请求权,请求侵害人采取一定的措施或者手段,以回复受到损害的信誉。本文拟就信誉     

论政府信誉的树立

政府信誉不高是我国加入WTO后面临的一个很严峻的挑战。在现实生活中 ,由于部分政府官员“政绩至上”意识的存在 ,将政府行政神秘化 ,导致了政府信誉不高 ,严重损害了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为此 ,要努力强化政府官员的信誉意识 ,创建良好的信誉环境 ,尤其是政府官员要带头讲信誉 ,拓宽政务公开的渠道 ,努力建设务实、廉价、高效的政府 ,使我国政府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由一起利用BBS破坏生产经营案谈起

以一起利用BBS破坏生产经营案为出发点,通过分析着重比较了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与破坏生产经营罪的异同,并进而展开了对刑法条文中不确定含义词语——“其他”、“等”的探讨。     

泸州老窖：高端市场树信誉

近年来中国的白酒市场竞争激烈，态势低迷．白酒业整体业绩呈逐年下滑之势。受社会经济发展带动及国家相关部门出台的法规、税收政策等影响．众多具有一定规模和品牌的厂家将目光投向具有更大利润空间的高档白酒市场．短短一两年中国高档白酒市场的竞争已经白热化；同时，面对日趋激烈的竞争．     

地理标志保护的经济学分析

地理标志是一种俱乐部物品,是存在于买卖双方的信息传递机制,是生产商基于信誉投资的动态质量决策的结果。地理标志保护能使生产商获得产品经营垄断权,为生产商带来贸易竞争优势。     

先进企业文化是品牌建设的核心

企业品牌承载着企业形象、企业信誉、经营理念、企业价值观等诸多因素,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名片”,是连接企业和市场的桥梁,其价值作用无法估量。企业的品牌如同只进不出的账户,当你不断用产品累计其价值时,便可尽享利息收入。品牌之所以有如此独特的魅力,不仅仅源自商品质量,还有其中所蕴含的文化。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市场竞争不断加剧,企业文化对品牌建设的推动作用日益得到认可和推崇。可以说,一个品牌从无到有、由弱及强的成长过程,始终是企业产品与企业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的理解与把握——李某某、范某某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案评析

立足于前置法定性与刑事法定量相统一的刑事规制原理和犯罪认定机制,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的保护法益是正当市场竞争秩序及他人的商誉权,如果仅侵害他人的商誉权,但并非出于不正当竞争目的,不能论之以该罪。在行为构造上,“捏造并散布”是指“捏造”和“散布”兼具,仅有其中一个行为的,不在该罪规制范围“;他人”原则上应是具体、特定的人或单位,不宜扩大理解为某类行业、产品;“重大损失”仅限于直接经济损失,间接损失只可作为酌定情节在量刑时予以考虑;至于“其他严重情节”,则应依据同类解释规则,结合个案予以具体认定。     

司法独立的另一种诠释:权、责、信的统一

作为一种独立的制度有机体 ,司法必然包含着自我实现、自我完善的内在品质和取得社会认同与支持的价值亲和性。从对司法独立的制度及中国背景的实在考察中 ,检视出中国司法之独立的根本障碍在于各级决策层对司法权的独立缺乏信任和中国司法责任机制的缺乏。因而 ,作者主张以责任先行来引导中国司法的全面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