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规范与理念双重视角下社区矫正制度之改进——基于规范文本和实践维度的分析

社区矫正的有效开展离不开先进的理念和健全的规范体系。当前,社区矫正的规范体系无论在完备性还是协调性方面,都存在明显的缺陷。其中,规范体系的不完备主要体现为《社区矫正法》的缺失,相关法规规章的不健全,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严重不足。规范体系的不协调则表现在对一些基本问题的规定或概念的使用上,不同的规范性法文件存在很大的差别。《社区矫正法(送审稿)》中虽然确立了"一个统一、两个结合"的矫正理念,但该理念并没有在该规范文本中得到贯彻,实践中也远未得到落实。为此,立法机关在通过《社区矫正法》时应该采取措施贯彻上述理念,矫正实践中也应该逐步改变重监管轻帮教的倾向。在改进社区矫正立法体系时,软法体系的建设同样应该得到重视。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贵州省政府性债务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正>黔府办函[2014]152号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贵安新区管委会,各县(市、区、特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精神,切实加强我省政府性债务管理,省人民政府决定成立贵州省政府性债务管理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软管理”体制创新驱动加油站增销创效

"软管理"即以人为中心,以激发、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为目的,依据人的思想、特性,用组织共同的价值与文化理念、精神氛围进行人性化、人格化的柔性管理。机关"软管理"体制创新是公司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工团工作一体化创新与推进构成"软管理"体制创新的着力点,企业文化人文、诚信元素创新是"软管理"体制创新的重点。强化机关"软管理"体制创新是驱动油站提量创效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正>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平衡稳增长与调结构的重要举措提出来。"全要素生产率"这一概念,由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M·索洛(Robert·M·Solow)最早提出,即总产量与全部要素投入量之比。反映的是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全要素生产率并非所有要素的生产率,"全"的意思是经济增长中不能分别归因于有形生产要素(如资本、劳动、土地)增长的那部分。也就是说,全要素生产率是资本、劳动、土地     

权力诅咒”的破解之道——软权力的三维度探讨及其实现路径分析

传统的行政权力是一种基于强制特征的硬权力,然而强制性的权力实现方式已经导致了类"信托政府"现象,社会控制力的反向发展以及虚假的资源匮乏现象等"权力诅咒"效应。权力行使者只有通过基于吸引、诱导而非强制方式的软权力,才能达到权力效用的最大化。根据软权力的三维度来源可构造出其实现路径——以制度性权力促进政治本意与公共利益的耦合,以认同性权力促进公民自治的形成,以同化性权力来吸引公众的主动参与,进而实现权力效用的最大化。     

引领经济新常态应解决十二大难题

<正>编者:进入新的一年,如何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进而在新常态环境下把握工作主动、创造新的业绩,已是各方关注的焦点。要认清新常态,一个前提是要对目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做到胸中有数。为此,李佐军博士列出了十二条需要直面的难题。2014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经济新常态是我们期望出现的经济较理想的状态,需要引领,需要解决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系列     

软硬法混合治理的规范化进路

公共领域的软硬法混合治理既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也被认为是应当采取的立场和方法。然而,以新冠疫情防控过程中的软硬法规则的运用为例,可以发现实际运行的混合治理模式存在法治紧张问题:“名义软法”混合“实质硬法”现象大量存在,且制定主体泛滥,制定程序非公开,规范效力不明确。解决问题的可行路径是对行政法规、规章以外的行政规则进行统一规范。对软法性质和硬法性质的行政规则,在文件名称、发布主体、基本程序、规范效力等方面应提出不同要求,并使其接受相同的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约束。     

要以改革引领资本融合——探讨建立国有资本的市场化补充机制

如何立足国有企业的"二次改革",推进国有资本与社会资本的融合生长,夯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企业基础,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自2013年底上海率先打响"国企二次改革"第一枪之后,国有资本新的市场化运作再次浮出台面。2014年5月21日,湖北省委省政府颁布了《关一、实践进程     

留辫子的用处

在满人统治下,汉人留辫子是一种臣服的象征。逼汉人剃发,曾引起汉人的激烈反抗,在满人残酷镇压之后,剃发得以推行。在留头和留发之间,汉人选择了留头。随着剃发令的推行,汉人软泡硬磨,所剃之发越来越少,到了清朝中期,所谓剃发,就是前额上剃     

食品安全共治中的信任断裂与制度因应

作为治理机制创新的缩影,共治模式意味着我国食品安全治理实践业已从监管中心主义适时转向协力互补的善治轨道,具有良性制度变迁的积极意涵。信任是共治模式中整合多元力量、凝聚各方共识的制度纽带,然而其在公众指向监管部门、科学社群、市场主体等方面相继发生断裂,表明食品安全共治在公权力执法、知识治理、市场规训等多个维度遭遇"失灵"。引发信任危机的深层次因素既关涉"运动式执法"不当取代法理型支配,也涉及科学社群无力塑造知识权威,同时与公众风险感知的社会属性息息相关。从整体主义视角看,应当以系统性的进路,改善监管部门的执法信息基础及其危机性风险交流方法、构筑科学社群的平衡约束机制、建立消费者认知教育制度,进而在普遍意义上稳定公众预期,重塑共治模式的信任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