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标本兼治解决分配问题

解决我国分配问题不能就分配论分配,必须根据直接原因和深层次原因,思考解决问题的基本路径。一是要确立新的思路:从我国现阶段国情出发,着眼于从深层次解决制约影响分配方式、分配制度的问题,推动经济社会等相关管理体制改革,立足于从分配制度及其相关配套改革入手,着力解决分配领域的突出矛盾,标本兼治,循序渐进,逐步理顺分配关系,促进构建和谐社会。二是要明确一条主线:针对分配领域存在的四大问题,实施“提低、扩中、调高”战略,逐步建立一套新制度,健全一套新体系,形成一个新格局。     

我国行政监督机制的生态解读与思考

行政生态理论视角下的我国行政监督机制具有里格斯笔下的过渡社会的某些特征,即异质性、重叠性和形式主义。本文运用行政生态理论解读我国行政监督机制的现状和面临的挑战,尝试从经济、社会、沟通网络、符号系统和政治结构这五个主要的生态要素来思考我国行政监督机制的构建与完善。     

浅议国有企业股份化改革中的问题及其解决路径

我国股份制经济虽然取得了较快发展,但我国的股份制改革并非一帆风顺,目前仍存在许多尚待解决的问题.我国的股份化改革必须采取＂辩证＂的态度,既要吸引和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又要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和具体的产业政策与环境,从而＂因地制宜＂地推动我国的股份化改革。     

行政法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功能及实现路径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现代行政法与和谐社会具有平等、诚信、法治、公正与效率等共同的理念形态,行政法与和谐社会的理念融合,为现代行政法之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功能奠定了基础。平衡论是现代行政法的基础理论,现代行政法在政务和谐、经济和谐、社会阶层和人际关系和谐等方面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与发展,并主要通过立法、程序规制、救济与监督、职业伦理规范等方式来进行调整和实现。     

三元经济结构背景下中国农村城市化路径依赖模式的实证分析

三元经济结构背景下中国农村城市化的路径依赖模式主要是通过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而实现其人口转移与产业结构转变的城镇化方式来进行的。而本文对1978—2002年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相关统计指标的计量分析发现,乡镇企业无论是其产出还是资本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吸纳能力总体上都趋向于弱化,并且呈现出比较明显的递减规律。由于“乡镇企业一小城镇”传导模式中前者核心功能的减弱将必然导致后者传导机制的阻滞,因而,必须对这种农村城市化的路径依赖模式予以重新审视。     

当前影响党群关系的主要障碍

在打击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的斗争中,到异地调查取证,或执行追赃、追逃任务,是检察机关一项较为频繁而又艰巨的工作。各检察机关为了达到异地办案的目的,提高办案效率,确保办案质量,互相之间需要在人力、财力、物力等方面给予支持,进行协助,     

健全党群沟通机制

党群沟通机制指在政党与群众沟通的全过程中由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沟通主体、内容、渠道、规则、动力等要素构成的统一体。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就必须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党群关系的亲疏、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群沟通机制一     

从企业债到公司债的法律路径

“企业债”和“公司债”的差异不仅只是在于称谓上的不同以及发债主体是否局限于公司法人的问题,关键在于现实中的“企业债”完全是一种计划经济的产物,它和中国证券市场的长远发展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     

改革创新立法：凸显由人治到法治的路径选择

目前。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各种深层次矛盾逐渐显现，其系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日益突出，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创新、体制制度创新等各方面创新的要求也日益迫切。如何推进改革创新？如何保障改革创新？如何规范改革创新？这是加快改革创新进程不容回避的问题。不久前，中国首部改革创新法律《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创新促进条例》在深圳颁布。这部通过立法建立改革创新的动力、责任、激励机制的法律的诞生。标志着我国在改革法制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开创性的一步。     

党代表民主参与制度研究

党代表民主参与制度作为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支持机制,具有覆盖宏观、中观和微观的内在理论建构动因体系,目前出现了良好的探索性实践基础,极具党内民主重要着力点之意义。尽快构建和完善党代表民主参与制度机制,将为提升党内民主、促进党内和谐、提升执政能力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制度支撑与可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