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旧亦新的儒者——梁漱溟

<正>当新文化思潮席卷全国,矛头直指孔家店之时,有个青年站在蔡元培面前,振振有词地说:"我此来(指到北大任教——编者)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更不作旁的事!"不久,便以大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呈现于世     

宋仁宗之"仁"

宋朝人说,"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宋仁宗恭俭仁恕,可谓"畏天变"而"爱民力"的"儒者皇帝"。在仁宗朝,我们看到了不那么强势的、尊重制度与传统的皇帝,包容异见、接纳批评的政治风气与政治制度;仁宗治下,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为星光璀璨的官僚群体,在这些因素中,无不蕴含着走出朝代更替的可能性。     

略论明末士大夫天主教徒对其信仰的本土化诠释

明末天主教入华初期,宣教方法具体落实为以儒释耶这一诠释策略。此种策略可以创造一种与本土文化传统、文化需求求同存异,甚至迎合的亲和氛围。以儒释耶在得失上,乃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它可以带来外来宗教和本土文化间的亲和相处,也可能导致外来宗教某些重要教义之真面目的半遮半掩,甚或隐而不彰。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反思明清之际“以儒释耶”之得失,或许更能引人深思。     

“儒者，术士也”新论——早期中国知识人阶层的兴起

士在上古中国首先是一种官名，等级较低，次于大夫。士有文士、武士之分，皆服务于君王政治和国家需要。在最初的起源上，儒、士有别，并非一源。周治之下，前殷遗族中的祝、宗、卜、史具备很好的德艺才气，却难以进入现时精英阶层，其地位也只相当于周族统治阶级中最下层的士。时间久了，人们便以“士”相称，儒、士一谓。可知先士后儒，儒在士后，儒从士流变而出。稍后的术士则更具有专业含量和不可替代的基本技能，虽不在职官序列，却是知识人，属于早期儒者之一种。他们等候启用，期待进入官方体制内而解决基本生存问题、满足精神理想需要。一旦进身成功，则可以运用知识储备，服务社会。儒家善于以进用为术，要求密切联系官层和政治权力，目的并非为了权欲，而是试图借助君王威权，把自家主张贯彻于现实政治。     

班超：漫漫龙沙路，斑斑英雄血

一 公元33年，班超降生在关西地区一个儒者之家。关西素以民风刚健，好勇斗狠而著称，而他的家庭数代以来一直以书香门第著称，其父班彪更是当时最著名的“儒学大师”。     

儒者之忧——忧患

忧患就是“安不忘危”或“居安思危”。从周初忧位、忧君，到孔孟的忧道、忧民、忧天下，再到唐宋的治不忘乱、心忧天下，忧患意识充溢整个儒家文化。     

儒者的智慧

叔孙通与陆贾都是汉朝创始之初以儒术成就显达的人，这在汉初以兵伐得天下、儒生沦为社会边缘人的时代是难能可贵的。但两人相比较，叔孙通似乎更胜一筹，更能“知当世之要务”，且“进退与时变化”。这一点，司马迁也不得不承认他“大直若诎，道同委蛇”。     

史实证明儒家文化难以制约专制权力

近来有人提出儒家文化成功地制约了专制王权,但对此却没有做任何论证。然而大量史实证明,儒家文化具有两重性——加强王权的层面和制约王权的层面,儒者也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两种。古代帝王正是在那些追求功名利禄的儒家士大夫帮助下,利用儒家文化中他们所需要的那部分成功地加强了皇权,并且运用手中强有力的大权,成功地抵制了儒家文化对他们的制约。正因如此,中国的专制权力才会发展得越来越强大。     

儒者之乐——乐道

《论语·学而》云：“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最一般的解释是，孔子说：“学了又时常温习和练习，不是很愉快吗？有志同道合的人从远方来，不是很令人高兴的吗？人家不了解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