猥亵儿童罪的外延探究

随着互联网快速发展,犯罪形式从线下不断地扩展到线上,尤其是针对防范意识较弱的儿童来说,犯罪分子更加肆无忌惮.在网络上猥亵儿童,引发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猥亵儿童罪中的相关概念模糊,导致司法在适用和认定上困难.本文从以下三个部分探究猥亵儿童罪的外延:第一部分通过对目前猥亵儿童罪的立法理解及司法实践的总结,阐明探究外延的必...     

网络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特点及防治研究

网络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包括接触型和非接触型犯罪,以接触型强奸犯罪为主。网络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数量呈上升趋势,犯罪使用的网络媒介呈多样化特点,被害人主要为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犯罪主体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犯罪手段以非强制手段为主,犯罪地多为旅馆、行为人住所等场所。网络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刑法惩治不力,网络服务提供者未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未成年人,旅馆经营者未严格落实未成年人身份查验和强制报告义务,行为人法律意识淡薄和道德水平不高,监护人监护不力,学校和家庭普遍缺乏性教育,学校安全保护措施不到位等。刑法应将网络性侵害未成年人行为进行专门规制,相关法律应强化网络服务提供者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定责任,旅馆经营者应有效落实查验入住未成年人身份和强制报告义务,家长应对未成年人进行有效监护,学校和家庭应有效开展未成年人性教育,学校应加强在校学生的安全保护等,以预防和惩治网络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轻轻一教棍打出旷世纠纷

本是一桩非常简单的案件,却折腾出十几年的是非曲直。随着时间推移,简单的事情日益变得错综复杂,复杂得令人瞠目……     

家庭视野下隔代探望的必要性与法律保障

隔代探望是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重要体现,它是监护人应当履行的一项义务。我国立法上对隔代探望没有明文规定,司法实践中对其落实存在各种分歧。对此,法律上应当尽快明确隔代探望的基本原则、启动条件、实施方式、限制情形和实施保障,推动隔代探望更为合理地落实。     

边境困境儿童涉毒成因及防控措施

边境困境儿童问题由来已久,只是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关注的人并不多,还算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研究领域。而对于边境困境儿童的涉毒问题,研究的人员更是少之又少。近年来这种现象有愈演愈烈的发展趋势。因此有必要分析边境困境儿童生存与发展存在的问题,从地理位置、性格、环境、心理、行为、习惯等方面研究边境儿童涉毒成因,从而有针对性地在立法政策、教育引导、社会保障机制等方面提出解决之策,以期促进边境儿童健康成长。     

网络性侵儿童犯罪的实证研究——以2019—2022年102例信息公开案件为样本

随着社会生活日益网络化,网络性侵儿童犯罪态势愈发严重,已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问题。引入权威网站公开发布的2019—2022年102例网络性侵儿童犯罪典型案件,全面梳理网络性侵儿童犯罪的类型和特征,深入剖析犯罪脚本和罪因机理,积极探寻网络性侵儿童犯罪的治理之策。应完善相关立法,丰富网络性侵儿童犯罪的惩罚措施,提升网络性侵儿童犯罪的惩罚力度和效率,使犯罪人不敢犯;加强儿童及其监护人的被害预防意识和能力,完善多主体协同机制,使犯罪人不能犯;强化犯罪前的法治教育,优化犯罪后的矫正教育,使犯罪人不想再犯。     

儿童个人信息保护是伪命题还是真难题——兼评《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

我国关于儿童个人信息的规定呈现松散立法的特点,《网络安全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及未来颁布实施的《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奠定了儿童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原则和规则。实践中,儿童个人信息保护中的年龄验证、监护人同意等操作存在诸多困难;知情同意原则的虚化使得儿童个人信息保护无法得到有效落实。《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细化并完善了保护儿童个人信息的实操性规范,但对于儿童年龄界定、监护人有效明示同意等需要进一步澄清和落实。     

全国妇联等部委联合下发通知开展儿童安全成长行动

全国妇联、中央综治办、公安部、民政部、交通运输部、铁道部等部委日前下发通知,要求联合开展“2009儿童安全成长行动”,通过广泛覆盖、深入社区、强化宣传等方式,增强群众的安全意识,特别是提高流动人口预防儿童拐卖、识别拐卖犯罪的能力,发动群众积极参与“全国公安机关打击拐卖儿童、妇女犯罪专项行动”,共同为儿童安全成长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二道代表联系组关注幼儿学前教育状况

为了进一步了解、推动学前教育工作的开展,长春市人大代表二道联系组第二、第四小组在六一儿童节前夕,对二道区学前教育情况进行专项视察。代表们实地视察了二道区长拖幼儿园、108实验幼儿园的教育教学环境、观看了体现两所幼儿     

美国白宫儿童福利会议和儿童福利局的职责与角色

通过探讨美国儿童福利理论和福利政策的变迁轨迹,可以知悉美国社会保障与儿童福利制度的基本特征,对中国在社会结构转型期如何处理至关重要的儿童少年问题,对建立中国特色“儿童福利局”、《儿童福利法》、儿童福利制度框架和推进福利制度创新,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理论与政策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