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儒学论坛·2010:儒家思想与社会治理”学术研讨会综述

日前,由中国人民大学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主办的"国际儒学论坛·2010:儒家思想与社会治理"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隆重召开。来自中国、韩国、日本、新加坡、美国、加拿大、巴西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2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专家学者围绕"儒家思想与社会治理"的主题,从儒家的社会政治理论、政治智慧、中西政治哲学比较、儒家政治哲学的现代价值等几个不同维度,深入探讨了儒家的政治哲学与社会政治思想对当代社会治理的重要启迪与借鉴价值。     

渗入汉代郡县法秩序的儒术:以官方行为为中心的考察

董仲舒"天人三策"之后,西汉朝廷确立了"独尊儒术"的统治策略。此后,汉朝又不断地推进儒家的德礼之教向郡县法秩序的渗透,皇帝诏令及地方官的政务均为此种努力的表现。在"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法律独尊时代,郡县是皇帝对民众之垂直统治的基点,法律则成为民众的唯一行为规范。然而,在重视儒术的汉代,郡县既是皇权统治的施展空间,也是朝廷将儒家的德礼之教付诸实践的空间。正因为此,儒学对郡县法秩序的影响不断扩大,此种影响的扩大则又是中国古代儒教国家得以形成的重要一环。     

回归控制风险的功能本位：警察先期处置制度评析

先期处置是警情处理的首要步骤,处置不当会造成人民群众利益受损、警察被问责、警民关系紧张加剧等多重不利局面。通过对先期处置制度的历史沿革考察和实务考察,确立破除当前困境的逻辑构造为回归控制风险的功能本位。即明晰安全与秩序优先的执法价值,破除案前程序行政、刑事二分化的掣肘,同时完善处置主体、处置措施以及问责机制,通过一整套以功能本位为出发点的制度设计,实现先期处置控制风险的功能。     

战后美国的儒学与民主比较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成为海外儒学的研究中心。就研究内容而言,对儒学与民主理论的比较研究是这一时期美国学界研究的一个焦点问题。研究大致分为研究起步、提出新研究模式和开展多层面研究三个阶段。研究重点集中于对儒学与现代西方自由民主理论的比较阐释。研究范式的更迭和演进是战后美国学界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批判性的解读和创造性的“误读”是贯穿这一时期美国学界研究的两条主线。     

五四前后郭沫若对孔子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关系之思考北大核心CSSCI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国传统文化遭到了釜底抽薪式的清算,一大批激进学者如陈独秀、鲁迅、胡适、吴虞等纷纷加入到对孔子和儒家学说的批判当中。然而,在对孔子儒学的一片讨伐声中,曾开五四时期创造风气之先的郭沫若却逆势而行,表达了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孔子学说的强烈认同。郭沫若的这种文化认同并未仅仅停留在精神思辨的层面,而是转化成了一种政治实践行为,成为他投身救亡图存革命活动的强大动力。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文化认同还成为郭沫若实现儒家文化的现代转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基础。时至今日,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关系依然是一个重大的时代命题,作为这个命题的较早提出者,郭沫若的这种探索对于我们当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无疑仍具有不可低估的启示意义和借鉴价值。     

《论语·学而》篇中的儒学道德认知思想诠释

自休谟提出“事实与价值二分”的命题之后，如何诠释道德的实在性及道德认识路径成为认知主义伦理学的重要任务。《论语》作为儒家的首要经典，其开篇中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不仅蕴含了对道德实在论的确认，同时也通过“学”与“乐”的关系阐述，使情感体验成为道德认知的有效通道。另一方面，通过“君子不愠”避免使儒学陷入情感主义伦理学的泥潭。     

以太与公法——论谭嗣同、康有为运用科学话语对儒学的转型与重构

晚清科学话语是中国现代性建构的重要策略，中国现代性建构是在东西方多种政治、文化力量碰撞、融合下生成的。对以科学话语为中心的多元历史文化语境的分析，可以揭示本土话语对外来话语的利用策略。科学在19世纪取得的巨大成绩和功效，让谭嗣同、康有为等晚清时期忧国忧民的士人相信科学的客观性、实证性以及合理性。以科学取代传统的常识理性作为他们思想体系的合理性基础，不仅仅是一种概念置换，而且蕴含着价值观念的革命。由于合理性不再需要和儒家道德保持一致，谭嗣同得以冲决一切罗网，否定君臣父子夫妇；由于科学的实证性与客观性，康有为将圣王教义重新组织到普遍的科学话语体系中，努力使儒学重新获得万世公法的普世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