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引领世界儒学的发展

2004年秋天，与中央民族大学牟钟鉴教授一起到韩国访学，我们在韩国学者的热情招待下，参观了七、八个城市，访问十几所大学，与韩国数百名青年学者、研究生进行学术交流，既感受到了韩国底层社会浓浓的儒风儒韵，同时也感受到儒学在韩国所面临的窘境。在返回国内的飞机上，牟教授深有感触地说：儒学在日本已接近死亡，在韩国也正在衰退，在中国大陆正在兴起。十多年国际儒学发展的状况说明：牟教授的判断是准确的。     

儒学入乡村 美德传四邻——山东乡村儒学现象剪影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朱熹的诗篇正是山东省泅水县如今弘扬传统文化的写照：一年前，泗水县在尼山圣源书院开设了儒学讲堂，讲授儒学经典，吸引了大批村民。一年后，书院的学者们又走进各村，每月开设两次儒学课，形成了固定的讲课制度。     

对陈独秀“反孔批儒”的再认识

作为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和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者、实践者,陈独秀在处理"外来"文化和以儒家为主流的传统文化之关系时采取了"非此即彼"的方式:早期他以为科学、民主与传统儒学形如水火;后期则以为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势不两立。其"反叛"固然过于激进,但毕竟"事出有因"。我们探讨陈独秀"反孔"之态度,旨在通过还原历史之场景,恰适地理解其思想,并为当下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之会通"提供参鉴。     

儒学展开的新向度：略评林安梧的“后新儒学”

基于牟宗三新儒学体系的偏颇，林安梧提出“后新儒学”的理论构想。通过对心灵的意识结构、存有的三种形态、诠释方法的层次、体系的可能面向以及儒学的意义治疗的深入探讨，林安梧勾绘出“后新儒学”的基本轮廓。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后新儒学”虽然略显粗疏单薄，但它为当前的儒学复兴运动开辟了新的向度。     

中国合同责任研究(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颁布,正式确立了中国合同责任制度。中国合同责任理论结构,包括合同责任的概念、合同责任的归责原则、合同责任的构成,以及合同责任方式及其具体运用等;中国合同责任的制度结构,是指具体的责任制度,包括缔约过失责任、合同无效责任、先期违约责任、加害给付责任、实际违约责任和后契约责任。本文立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合同责任的规定,结合实际,上篇重点研究中国合同责任的理论结构,下篇分析各种合同责任制度的内容。     

“经学”与“儒学”概念辨析

本文细致梳理和辨析了经学与儒学两个概念。两者之间既有密切联系，又有重要区别，应从发展历史、内涵、本质属性等方面来加以把握。     

儒学的价值究竟在哪里——儒学的前天·昨天·今天

儒家文化属专制文化专家解析:前天把儒学神圣化,昨天把儒学妖魔化,虽然是两个相反的维度,却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儒学等于帝王文化。这个前提是站不住脚的。     

儒家文化对日本和韩国教育的影响

在日本自圣德太子时代、"大化革新"到幕府时代、明治维新直至近现代;在韩国自朝韩三国、新罗一统到高丽时代、李王朝直至近现代,儒家文化广泛传播,绵延不绝,对两国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儒家文化作为东方文化构成的主体,历史事实上对此两国民族教育的基本内涵和价值观的积淀形成,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儒学:中国慈善事业的重要精神资源

儒学作为一种观念文化形态的传统知识体系 ,内藏着许多推动当代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价值资源。儒学的性善论可以为慈善行为提供自然人性基础 ,它充分展现了人的慈善之举的人文内涵和内在潜质。儒学所弘扬的仁爱思想讲究亲情伦理 ,讲求“有差等的爱” ,这不如墨家的“兼爱”、基督教的“博爱” ,更有利于善行的生成 ,但它毕竟为慈善事业创设了血缘基础和伦理根基。儒家所推崇的“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 (实为同情之心 )是引发人扶危济困、救助弱者等行善举动的心理根由。而儒家的仁政学说和民本思想则能够为慈善事业的勃兴提供政治保障。为了推动我国慈善事业的快速发展 ,我们必须“返本开新” ,从儒学传统中寻找生存智慧和动力资源。     

读者俱乐部

"正月外交",送去了来自中国的信心在国际政治经济发生深刻变化、国际金融危机不断蔓延并对众多国家产生负面影响等新背景下,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习近平副主席、回良玉副总理相继访问欧洲、亚洲、非洲、拉美多个国家。这些访问不但加深了中国同受访国之间的传统友谊和合作,而且在国际经济寒意弥漫的情况下,向世界送去了来自中国的信心。当然我们也看到了连日来世界各国对中国领导人的"正月外交"的高度评价。仔细想来,中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