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历时8年的电话拨号芯片诉讼

订购的电话拨号芯片起不到应有的作用,鉴定过程一波三折,合同种类约定不明,导致一起经济案件历时8年之久. “8年的案子,由于上海某电子公司的违约行为,使北京东方智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明公司)错过了巨大的市场商机.同样,上海某电子公司也失去了与智明公司合作所能带来的重要发展机遇.”对这起历经曲折终于胜诉的案子,作为原告代理人的北京市齐进律师事务所主任黄晋律师很是感慨.     

行政协议变更、解除制度的整合与完善

将民事合同之情势变更、法定解除制度参照适用于行政协议,应当如何与行政主体单方变更解除制度相互衔接?结合既有规范及人民法院审判实践,可以看到,当发生协议相对人根本违约或遭遇不可抗力及情势变更时,缔约行政主体在原则上皆应参照适用民事合同之情势变更、法定解除制度;而仅在缔约行政主体所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之客观事变乃源于公共利益需求新变化,并且涉案具体情形满足行政协议下单方高权行为之行使条件时,缔约行政主体才可以适用行政协议单方变更解除制度。为了完善两项制度的衔接,未来还需提升单方变更解除行为对协议相对人及社会公众的可预期性,并完备缔约行政主体在行政协议中主张情势变更的配套制度。     

美国违约救济中的期待利益保护及其限制

保护允诺对方的"期待利益"是美国合同法及美国违约救济制度的首要目标。美国违约救济制度中计算期待利益的基本方法是"完成约定履行所需成本法"和"价值减损法"。同时法律实践中也逐步发展出了限制这种期待利益范围的几项原则,即可预见性原则、确定性原则和可避免之损失原则。     

违约中的信赖利益赔偿

违约中信赖利益赔偿制度的产生是合同法的新发展。信赖利益赔偿的理论基础在于,充分救济非违约方的损失,维护当事人之间的协作关系,并保护交易安全。违约中的信赖利益赔偿主要适用于履行利益模糊难以计算、一方不履行直接造成信赖利益的损失、因违约方的欺诈导致非违约方的信赖利益损失超出了履行利益的损失等案件。在期待利益和信赖利益并存时,二者不能得到同时赔偿,而只能择一主张,且信赖利益赔偿原则上不能超过履行利益赔偿。     

论根本违约的判定标准

根本违约制度的核心认定在于把握它的构成。在比较两大法系有代表性的国家立法、司法实践以及国际立法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合同法的理论与实践,对我国如何借鉴根本违约制度进行了简要的评述。     

回归控制风险的功能本位：警察先期处置制度评析

先期处置是警情处理的首要步骤,处置不当会造成人民群众利益受损、警察被问责、警民关系紧张加剧等多重不利局面。通过对先期处置制度的历史沿革考察和实务考察,确立破除当前困境的逻辑构造为回归控制风险的功能本位。即明晰安全与秩序优先的执法价值,破除案前程序行政、刑事二分化的掣肘,同时完善处置主体、处置措施以及问责机制,通过一整套以功能本位为出发点的制度设计,实现先期处置控制风险的功能。     

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时的责任分配论

狭义的履行辅助人、占有辅助人、执行辅助人/事务辅助人均不具有独立的人格，其行为被划归合同当事人的行为，因此，在合同履行和违约的领域，他们均非第三人，其行为造成合同当事人违约，不应或不宜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93条规定。具有独立人格的第三人的原因造成合同当事人违约，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93条调整的范围。其法律后果，在法律设有明文规定时依其规定，在当事人有约定且不存在无效原因的情况下依其约定，在合同当事人对违约的造成也有过错时必然成立违约责任。除此而外，具有独立人格的第三人的原因属于通常事变，违约的当事人是否因此免责需要区分情形而定。在债务人履行债务以第三人的作为或不作为为前提或基础或条件的背景下，应当认定债务人可以预见第三人的原因对履行合同的影响，债务人对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应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在债务人履行债务不以第三人的作为或不作为为前提或基础或条件的背景下，第三人的原因构成介入原因/中断原因，它“中断”了债务人的行为与债权人受损之间的因果关系，故债务人不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     

定金责任的惩罚性及其合理控制

定金在我国交易实践中的重要性与其在理论上的受关注度不成比例。定金不是物上保证，也非独立的金钱担保，它和违约金均为债权的一般担保。定金责任作为违约责任方式的定位，为法律调控定金责任提供了逻辑前提。定金的固有功能决定了定金责任的惩罚性色彩通常比违约金责任更浓厚。我国《民法典》对定金责任的三种适用控制都存在问题：将定金合同定性为实践性合同缺乏理论依据，且实务上容易引发道德风险；合同标的额20%的上限有时使定金责任对违约补偿不足，有时又远高于违约损失；仅适用于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根本违约行为也与契约自由扞格，亦无法与定金的现代运用场景相匹配。定金与违约金功能的高度相似性决定了定金责任应类推适用违约金酌减规范。定金、违约金等违约赔偿约款确定的是第二次合同义务或转化义务，而非违约责任，通过惩罚性赔偿法定原则可限制其惩罚性，由此可统合各类违约赔偿约款的法律适用。     

有限扶助：地方债违约风险处置的制度选择

面对地方隐性债务存量，中央“不救助”原则起到了很好的源头管控和风险规避作用，但近年来有些地方不断加剧的政府债务风险也给当地带来一定的经济和社会压力。借鉴预算法中对有关地方实行扶助的制度经验，对地方债的自救施以“有限扶助”，是制度选择上的一种可能。“有限扶助”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兜底救助”，是中央在坚持“不救助”原则、由地方自行偿还的基础上，明确对资格、流向、程度和方式进行限定的扶助：根据地方政府偿债能力的强弱，限定扶助对象资格；根据地方债筹集资金的性质不同，限定扶助资金流向；根据中央财政压力的大小，就整体债务规模限定扶助程度；根据中央在地方债法律关系中的角色定位，限定扶助方式。同时，中央对地方政府实施扶助的前提条件、程序设计、责任追究等应当通过法律进行明确，在市场化、法治化的债务违约处置中进一步防范化解“有限扶助”可能带来的道德风险和财政风险。     

开源软件的著作权保护问题研究

著作权专有权对软件的保护使得软件源代码处于闭源状态，很难参考借鉴他人软件，软件创新受阻，开源软件为了克服著作权保护的弊端应运而生，其本质上属于在开源许可证保障下的新型著作权许可模式。开源许可证为附解除条件的著作权许可合同。GPL许可证为不可撤销合同，著作权人选择了开源，就不得作出商业限制保留，亦不得撤销先前已经作出的许可证授权。在所有许可证种类中，GPL许可证最为严格，具有高传染性，对于在逻辑上与开源软件的源代码有关联且整体发布的衍生作品，只要有一部分受GPL开源许可证约束，则整个衍生作品都受GPL开源许可证约束而必须开源。用户若违反GPL开源许可证的约定，则其失去使用开源软件的条件，已获得的授权失效。著作权人可以选择违约救济或侵权救济，二者竞合，允许当事人择一救济方式维权。我国著作权法应重视对开源软件的规制，不断总结经验并完善相关制度，以促进我国软件产业稳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