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党际关系思想探析

毛泽东关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党际关系的思想经历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建设、文化大革命三个发展阶段,形成了以独立自主与相互援助、民主平等与协商一致、长期共存与相互监督为主要内容的党际关系思想。正确解读毛泽东的党际关系思想对中国共产党党际关系思想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     

论中国共产党在野党外交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在野党外交历史经验十分丰富:在发展与执政党党际关系的同时,坚持把在野党外交作为一项基础性和战略性工作,既全面发展,又重点推进。准确把握在野党与执政党之间的竞争合作关系以及竞选条件下政党轮流坐庄的规律特点,通过积极开展与在野党的党际交往,促进和发展与未建交国的国家关系,保持国家关系的稳定发展,维护中国国家利益。"政党外交搭台,经贸活动唱戏",对于在野党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也是在野党外交的重大主题。开展在野党外交,要注意处理好与在野党所在国家的执政党及政府的关系,不能过高估计在野党的作用。发展同在野共产党的关系,要体现作为"兄弟党"之间的友好,但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促进国家关系上,坚持不出头,不扛旗。     

中国外交的战略基础:形成、发展与挑战——纪念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65周年

<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65年来,非常重视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始终坚持与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政策,在国际舞台上坚持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双方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平等相待,形成了患难与共、真诚友好的新型国家关系。这种新型的国家关系奠定了中国对外战略的坚实基础。战略基础的形成与发展     

论宪法中的平等权

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宣告"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时至今日,把"平等"这一原则或权利规定于成文宪法之中,为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所遵循。"平等"作为一项非常重要的价值理念体现在宪法条文中,它深刻的内涵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及探讨。     

不歧视原则与农民工的平等就业权保障

不歧视原则是人权平等在就业领域的集中体现,是平等就业权的核心内容。不歧视原则为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保障提供了最直接的理论证成和最充分的现实依据。农民工不平等就业是我国当前不平等就业问题的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对劳动者公平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负面影响是全局性的。走出我国农民工不平等就业困境的关键,是重构农民工平等就业权保障的制度体系,并着力解决好三个主要问题:依法确认农民工平等的劳动者身份;建立健全农民工平等就业的权利内容;完备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保障机制。     

弱势群体子女教育权利的现状及制度完善

现实社会中,弱势群体子女受教育权利的现状,形势严峻,问题不少,危害不小。对弱势群体子女教育权利的关注,并在法律制度、法律体系上予以保障,不仅具有浓厚的人文精神,而且比任何物质的扶贫都有价值。而已有的政策和法律对弱势群体子女教育权利的保障明显不足,故需探求新的保护机制和方式。     

非公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实务运作研究

工资是职工赖以生存的根本,做好工资集体协商工作,是建立一线职工工资增长机制、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抓手。因此,建立企业方代表与职工方代表（工会代表）的平等协商机制,有利于保障低收入劳动者获得合理劳动报酬的基本权益,减少企业职工流失,推动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男权王国的叛逆者”——为英国妇女选举权而战的男性知识分子

本文着重考察男性女权主义知识分子对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所起到的推动作用。男性女权主义先锋,顶住重重压力,"背叛"了男权王国。他们成为妇女选举权运动的发起人与推动者,并为之做出巨大贡献。从19世纪上半叶至20世纪初,男性妇女参政论者支持妇女选举权运动的活动经历了由分散到集中,由"宪政"至"战斗"的历程,其指导思想也由自由主义转向社会主义。1928年英国妇女最终获得平等选举权,这一辉煌成果中包含着几代男性妇女参政论者的不懈努力。     

男女同龄退休,路有多远?——“性别平等的退休政策研讨会”综述

"两会"前夕,针对退休政策存在不平等的问题,国际劳工组织北京局和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于2009年2月12日在北京联合举办"性别平等的退休政策研讨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全国妇联名誉主席、中国妇女研究会名誉会长彭珮云、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甄砚以及国际劳工组织北京局局长康妮以及国际劳工组织北京局、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全国总工会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的代表、专家学者以及全国妇联相关部门近70人出席了会议。     

数字不平等的治理逻辑与路径选择

数字时代的到来导致数字鸿沟问题日益严重,尤其是数字不平等成为城市数字化转型中新的风险来源。作为数字鸿沟的新样态,数字不平等表征为数字技术产生的负面社会效应,具体表现为被商业与资本裹挟的平台组织逐渐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算法应用中的偏见植入与歧视再造,以及公民数据权利的贫困,导致数字时代“权力-权利”关系的失衡。数字化生存常态化、数字孪生空间的交叉作用以及平台组织权力捕获的共同影响,强化了数字不平等的复制、扩散与叠加。不同于传统的数字鸿沟治理思路,数字不平等强调主动规制与主体赋责,以治理共同体的形式应对数字技术的不确定性与负外部性,最终实现“权力-权利”关系的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