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期思想道德建设的人文化与人本化

道德是人们经济生活与其他社会生活的要求的反映。我们要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国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实践,以人文化与人本化为原则,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与人们的实际道德追求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     

从青岛学生状告教育部一案谈宪法司法化

宪法司法化有着充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宪法司法化与违宪审查、宪法解释是不同的概念。宪法司法化是指宪法在具体案件中的适用 ,是宪法作为法的效力的当然体现。宪法应用于司法实践 ,主要是审理那些涉及到侵犯公民及各种组织宪法基本权利 ,而在普通法律中没有具体规定或采用普通诉讼方式无法救济的案件。应当赋予各级人民法院宪法诉讼案件的管辖权。     

“情义”的代价

年近50岁的翟富源在上蔡县城是个小有名气的人物。他出生于该县塔桥乡翟棚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家境的贫寒使他从参加工作开始，就兢兢业业地工作。艰辛的付出，使他取得了事业上的收获。他1974年由化肥厂的工人转为基层派出所的一名干警，1986年被任命为南街派出所副所长，1988年被任命为该所指导员，1989年担任所长，1991年当上了县公安局副局长。走上领导岗位后，翟富源依然勤奋地工作。在每次危险而艰苦的专项行     

陆某的行为构成强迫交易罪还是损害商业信誉罪

基本案情：2002年8月1日，某县某镇在景区经营的26家餐馆自发成立非法组织某餐饮协会，陆某任会长。2002年至2005年2月，在该景区经营的旅行社与餐饮协会之间有个不成文的做法，即由餐饮协会成员为各旅行社介绍、联系游客到各旅行社请导游，每介绍一场，由旅行社向餐协介绍人支付10元、20元、50元不等的介绍费，参观后导游又将游客带回餐协介绍人的餐馆吃饭消费。     

党的意识形态现代化的原因论析

党的意识形态的现代化是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条件,也是政党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之所以要对实现党的意识形态的现代转型,是因为,党的传统意识形态中存在着一些与现代化不相适应的因素,政党现代化的趋势要求意识形态的现代化。我国社会结构的变化要求党的意识形态能更好地对民众的利益进行整合,世界各大政党应对意识形态“中间化”趋势的实践也给我党以启示;要想长期执政就必须实现意识形态的现代化。     

欲壑难填终害己

尚清源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大学教师，母亲是一所小学的校长，优越的家庭环境使他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和熏陶。在顺利度过了小学、中学的学习生活后，他报名参了军。在部队里，他积极要求进步，加上他性格开朗热情，乐于帮助别人，不久就入了党。同时他还先后自学了商务英语、经济管理学等课程，并取得了专科毕业证书。在部队这座大熔炉的锤炼下，他很快从班长晋升为连长。     

愈隐愈现

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是一个浩大而艰巨的工程，这需要全民的广泛参与，尤其是身为执法人员的广大司法、行政等工作人员，更要严格依法办事，维护法律的尊严。若是行政执法人员碍于情面，或是出于某种利益的驱使，对应该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案件来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其所产生的后果将是难以想象的，那不仅仅将伤害到某位     

探索民调评议 倡导民本调解——华容县推行民调评议制度的调查与思考

人民调解制度在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从实践来看,一些矛盾纠纷经调解后还是要走向诉讼程序,特别是对一些重大复杂的矛盾纠纷而言,人民调解往往久调不决,无能为力。这是人民调解工作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广大调解员感到相当棘手的一个现实难题。针对这种情况,华容县司法局在全省"司法行政大动员,化解矛盾促和谐"专项维稳活动中,以现行人民调解制度为基础,大胆探索和实践,初步形成了以尽可能促进重大、疑难矛盾纠纷调解成功为目的的人民调解评议制度(简称民调评议制度),有力地破解了这一现实难题。     

浅析破坏生产经营罪

破坏生产经营罪本身的构成要件含糊不明,加之为顺应我国经济体制的变化,使法律适应客观形式的发展,1997年刑法将破坏集体生产罪修改为破坏生产经营罪,并对之进行体系结构归属调整。但也为此使刑法学者对破坏生产经营罪产生诸多争议。如此罪侵犯的客体是单一客体,还是复杂客体。特别是此罪容易与其他相关犯罪混淆,给司法实践带来不便。通过重新界定生产经营的内涵、犯罪的目的等,对其进行合理的限制解释,并将其与一些极易混淆的犯罪加以比较,进一步明确此罪。     

论乡村体制改革对纠纷解决的影响

不合常规的地理位置对村庄纠纷解决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新中国以来的乡村体制破坏了传统村庄的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体制改革又使得行政力量在乡村中不断减弱,对纠纷解决的影响不断降低.当前,国家为了应对乡镇财政压力,大幅度撤乡并镇、合村并组、取消村民组长、精简机构、减少人员,这必将对乡村的纠纷解决带来进一步的消极影响,加剧乡村社会灰色化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