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治与效率:仲裁员开放名册制实施路径研究——兼论仲裁员名册之完善

仲裁相较于诉讼的显著区别在于仲裁当事人可以选定仲裁员。仲裁员开放名册制扩大了当事人挑选仲裁员的范围,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与国际先进仲裁规则接轨,有利于提升我国仲裁公信力和国际竞争力。但是《仲裁法》并未规定仲裁员开放名册制,且缺乏完善的配套实施机制,导致开放名册制在实践中难以发挥制度优势,反而引发当事人共同指定仲裁员更加困难、组庭时间延长、仲裁效率下降等问题。对此,有必要平衡意思自治与效率之间的关系,在保障意思自治的基础上兼顾效率:一方面,调整仲裁员准入资格限制,细化开放名册制实施规则;另一方面,仲裁机构应当积极作为,从专业匹配度、尽职勤勉度和地域覆盖度三个核心要素入手,科学设计仲裁员名册,并对名册内仲裁员进行动态考评,让仲裁员名册真正起到推荐作用。     

世界形势展望之二 变局之下,谁在左右世界格局

2019年,世界继续在变局中剧烈调整:大国博弈明显升温,地区安全局势复杂严峻,单边与多边的矛盾更加尖锐,世界处在走向乱与治的重要十字路口。在种种因素左右下,展望2020年,世界大变局的复杂效应将进一步显现,开放与封闭、合作与对抗、单边与多边的较量将继续深化。     

浦东开发开放的前前后后

一、新时期初期上海的困境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全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979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广东蛇口建立全国第一个对外开放工业区——蛇口工业区,同年7月15日又同意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出口特区。这些经济特区尤其是深圳特区在艰难的条件下,杀出一条血路,成为改革开放的急先锋。     

内陆开放高地上的新风景——探访重庆国际物流大通道

德国的汽车、瑞典的药品、越南的冷冻巴沙鱼、柬埔寨的大米……在多条国际物流大通道更加畅通后,越来越多的进口商品汇聚山城,丰富着重庆市民的生活。2019年12月16日,以开放为主题的重庆市国际物流大通道网络主题采访活动启动,CQDK全媒体记者在两天时间里采访了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园区、重庆公路物流基地等内陆开放阵地,实地感受到重庆在开放通道拓展、开放平台提升、开放口岸完善、开放主体培育、开放环境优化五大行动中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     

播撒协商民主的种子

1月10日,政协北京市十三届三次会议开幕式上,模拟政协席位上的年轻面孔格外引人关注,这10位来自北京不同大中学校的师生,在5天半的会期中全程观摩市政协全会,来一场全方位、沉浸式协商民主体验。     

论政府数据开放的收费定价及其法律规制

政府数据在法律性质上具有财产的属性,在实践中也具有可交易性的特点,是一种财产性权利。政府数据开放具有渐进性、开放性、价值性、时效性、周期性、非买断性和再利用性的特点,根据不同的标准可对其作相应的类型化区分。政府对于开放的数据进行收费定价有其合理基础,在数据开放定价模式上则有免费模式、按成本费用定价模式以及按“成本+利润”定价模式。我国政府数据开放的定价收费问题,应置于行政收费的法制框架下讨论,基于公平、效率和量能支付等行政收费的基本原则,确立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向市场主体的商业化利用有限收费的制度。作为减损公民财产利益的负担行为,政府数据开放收费定价应受到法律的严格规制。在确立政府数据开放的基本定价模式基础上,由立法来创设数据的收费定价,完善收费程序,加强对收费定价行为的行政内部监督机制建设,从而推动政府数据有序、规范开放。     

构筑深层次宽领域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没想到贵州发展环境变得这么好,科伦进入贵州已经18年了,可以说见证了贵州的投资营商环境快速变好、变稳定的全过程。3月17日,四川科伦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革新说,贵州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沃土,种好了凤凰来栖的梧桐树。作为内陆省份,贵州扩大开放,必须完善交通通道。     

突发事件应对要有法治思维

突发事件应对的法治思维具有特殊的内涵和形式。全面法治思维要求要把法治要素贯穿于突发事件应对的全过程和各方面;严格法治思维不仅要求公职人员要严格遵纪守法,而且要求对突发事件应对中的违法犯罪行为严格执法司法;权利限度思维要求公民、法人、非法人组织接受并遵从突发事件期间的权利受限法律制度;数据开放思维要求将大数据作为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手段,满足群众的知情权,提高社会治理精准性和有效性。     

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看成都新经济产业发展新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变压力为动力、善于化危为机,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强化六稳举措,加大政策调节力度,把我国发展的巨大潜力和强大动能充分释放出来。当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个人消费习惯、企业生产组织方式、城市治理模式都呈现出新的特点和变化,新行业、新产业加速涌现和成长,新经济将为成都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更多潜力、提供强大动能。本文通过分析疫情影响下新经济产业发展趋势,结合成都优势产业基础,提出重点发展的新经济产业方向和对策建议。     

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化解机制探析

网络平台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阵地,但网民非理性参与、网络安全治理困境与网络环境的复杂多元使网络意识形态面临风险。党和政府应从主体、客体及环境三方面源头入手,坚持加强对民众的思想理论灌输、以主流价值观引导多元价值文化、提升执政公信力、创新网络环境治理办法,并充分发挥主流媒体的代言功能,全方位构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网,有效化解网络意识形态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