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党委(党组)与董事会的决策分工与运作机制——以“讨论前置”为考察核心

"讨论前置"决策机制是当下国企党建最重要的理论创新和实践要求。然而,现有研究很少关注党委(党组)与董事会在"讨论前置"中的决策分工和运作机制,业界则存在普遍困惑。相对于党委(党组)与经理层在人员上普遍的"交叉任职,双向进入",董事会与党委(党组)人员半数以上不重合。因而,在人员重合度截然不同前提下,应当怎样理顺党委(党组)与董事会关系,充分发挥"讨论前置"正面效用,做到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动国企蓬勃发展是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基于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央文件,结合广泛调研,应从职权差异、党委(党组)与董事会在决策中的关系以及如何理解"外部董事应占多数"三方面予以系统回答。     

论两个体系世界的发生和发展与全球问题

随着市场经济兴起,人类社会出现了并行发展的两个历史趋向:一个是民族、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趋向,一个是经济全球化驱动下的全球化历史趋向。前者表现为主权国家体系(国际体系)的出现和发展,本质上是一个自保体系,后者表现为全球体系的生长和发展,本质上是一个相互依赖体系。这两个体系在生长、发展过程中又存在互动联系,既可以是另一方的动力,又可以构成另一方的阻力。随着全球体系生长,相互依赖的扩展,任何一方出现的问题都有可能演变为全球性问题。两次世界大战爆发表明传统的国际体系力量结构均衡无法应对面临的全球性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建的霸权治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缓解了战前所面临的问题,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形成,导致了全球体系的出现,但也引发或掩盖了诸多的全球问题。面对国际体系与全球体系并存的世界,霸权治理已无法应对全球问题的挑战,全球共同治理世界已势在必然。     

公民隐网络私权的法律保障浅析——以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为例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我国已步入日常生活信息化、个人信息商品化、网络人格虚拟化的潮流,但随之而来的纠纷也层出不穷,因此有必要对我国公民的网络隐私权加以法律规制     

关于公益诉讼的定义、分类及其特征分析

本文在公益诉讼概念二分法基础上提出公益诉讼类型依诉讼主体的区别,也就是单位与公民的区别做公益诉讼二分法;关于公益诉讼的特征,并从公民诉讼主体角度出发,提出主体的代位性,标的的利他性,诉因的无因管理性的三特征论。     

不教而刑：下调刑事责任年龄的立法反思

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历经近代以来的百年发展,整体呈现的是上升而非下降的趋势。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中国刑法现代化进程的缩影。《刑法修正案(十一)》将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逆势下调,虽然迎合了极端个案所引发的舆论压力,但既未经过严谨论证也缺乏正当性根据。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应否下调,需要厘清的是其背后所涉及的童年观、罪错观、保护观的争议与分歧,由此才可做出理性评判。若要对刑事未成年人进行刑法上的例外非难与谴责,学理根据上多采折中说,但亦须在立法与司法中予以严格限制;而在具体实现路径上,须以优先启动少年司法后例外剥夺“未成年人”身份为前提。对于《刑法修正案(十一)》下调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立法的反思,不应止步于司法限缩,其检讨意义在于警示我国应高度重视少年司法改革,尽快建立独立的少年司法制度,形成少年司法与刑事司法二元结构体系。     

刑法修正中的溯及力问题及其适用

频繁修正刑法的背景下,新法较之旧法是否有利于被告、在何种范围内有利于被告变得更难判断,有必要正确对比新法与旧法,使新法在溯及既往行为时真正贯彻“从旧兼从轻”。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例,其所增设的诸多轻罪,如高空抛物罪、妨害安全驾驶罪等,是不利于被告的规定,但实务中却被以有利于被告之名而溯及既往。新法对部分犯罪的构成要件、罪数认定规则、量刑档次、罪后量刑情节的调整,部分有利于被告、部分不利于被告。新法诸多规定,形式上有利于被告,实质上不利于被告。既往审判实践中,类推适用刑法还较为突出,在贯彻从旧兼从轻原则时,不能将既往类推适用刑法的判决作为理解“旧法”的依据。对新法中有利于被告的规定在适用中应进一步落到实处,防止对其作不利于被告的解释而溯及既往。应防止将本该认定为重罪的既往案件,以从旧兼从轻为由,将新法增设的轻罪名溯及既往,忽略重罪与轻罪的竞合。还应防止对不利于被告的规定作有利于被告的解释,进而将其溯及既往。     

面向共同富裕的超（特）大城市居住空间治理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超（特）大城市的居住空间普遍经历了复杂深刻的变化,不同社会群体的混居格局已经被打破,居住分异乃至隔离等居住空间失衡现象日益凸显,并具体反映为保障房社区的不合理布局、作为城市孤岛的传统城中村、跳跃式前进的新式城中村、族裔居住分异与新式贫民窟的生成、城市更新中的替代与隔离五种形态。在陷入固化之前,对居住空间失衡现象进行深入剖析并提出以推动共同富裕为基本目标的优化策略,包括：从居住空间治理价值理念转型、重塑城市居住空间权利样态、加强城市规划的规制调控作用、推动混居异质化社区建设四个方面。由此为打造超（特）大城市共同富裕空间奠定空间基础,尤其是为弱势群体提供和保留生存与发展空间,避免贫困的聚集和再生产。     

论“永宁公社”摩梭人婚姻家庭制度的改革(1974—1976)

20世纪70年代中期,宁蒗县永宁公社对摩梭人的传统婚姻家庭制度进行了新一轮的试点改革。这次改革持续了近两年时间,试图彻底改变摩梭人的母系家庭和走婚制度,让他们实行一夫一妻结婚共居的婚姻家庭制度。改革初期侧重于强调积极宣传和正面引导,要求实施慎重而细致的措施。当发现通过单纯的思想教育不能有效推进改革时,便开始加大执行政策的力度和速度,在短时间内就使摩梭人的结婚登记率达到了较高的比例,并实现了一夫一妻结婚共居。改革结束后不久,大多数登记结婚的摩梭人就散伙了,他们恢复了母系大家庭和走婚生活,部分摩梭人出于各种原因保持了一夫一妻结婚共居的婚姻家庭形式。虽然这次改革的巩固率并不高,但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摩梭人婚姻家庭制度改革的基调。     

法典化的三重视角

关于“法典化意味着什么”的问题,需要从现实的法典化理论进路出发,以19世纪以后的法典化实践为基础,从政治、科学(学理)和技术三个视角进行探讨。首先,法典是政治的产物。近代的法典化有其独特的时代背景和政治意蕴,法典之争的背后总是伴随着政治角力,法典化现象本身则彰显着共和主义和立法中心主义的政治思潮。其次,法典是法学学术积淀的产物。近代的法典是法教义学的结晶和体系化方法的构造物,是形式化和实质化的双重体系的展现。最后,法典也是完备立法技术的产物。近代法典通常以论理体为体裁,既需设计符合民族和时代要求的体例,也需实现逻辑和经验的平衡。法典并非法律发展的终点,法典化是一个生生不息、不断成熟的动态过程,仰赖以法典评注和判例研究为支撑的教义学的发展。     

PPP协议公私主体权利(力)配置困境与破解——以控制权为中心

根据不完全契约理论,PPP协议权利(力)配置遵循普通契约的一般规律,是不同风险与不同控制权的排列组合。PPP协议又具有特殊性,它是政府以关系风险增加为代价向私主体转移绩效风险的产物,控制权类型相应划分为公共控制权与运营控制权。根据传统权力划分理论,在公共控制权与运营控制权固有权限之间仍存在一个权利(力)空间,它导致PPP协议公私主体权利(力)配置的困境。为避免政府自由裁量权对权利(力)空间的任意支配,PPP项目公私主体控制权应区分绝对范围与相对范围。相对控制权的划分可借鉴公众公司股东会与董事会的权力划分规则,优先配置给私主体,以突出PPP协议合作绩效最大化的治理目标,同时借助强制性程序规范,减少政府对私主体运营控制权的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