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积极违反契约

1900年《德国民法典》仅规定迟延、不能两种给付障碍形态,以积极行为违反契约(瑕疵给付或违反不作为债务)时,并无明文,就其法律效果及其证成,学说上多有争议。通过对学说与判例之精细检讨,史韬伯认为,积极违反契约,应类推第286条发生损害赔偿义务,于双务契约中,应类推第326条发生解除权或主张不履行之损害赔偿;拒绝履行亦属积极违约之一种,债权人因此得进一步免于催告、备货之义务。     

论我国消费损害赔偿特别代表人诉讼机制的构建

基于消费争议的单位数额小、总体数额大、人数不确定和扩散性等特点,消费者的个体损害赔偿与整体权益保护往往难以截然分开,损害赔偿争议不易通过单独诉讼解决,代表人诉讼成为主要方式。但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普通代表人诉讼的实际效果有限,而《证券法》规定的证券特别代表人诉讼的有效经验值得推广,美国法上的集团诉讼和欧盟法上的代表人诉讼也可资借鉴。我国相关立法为省级以上消费者协会代表消费者提起损害赔偿诉讼留下了空间。消费者协会具有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定职权,在得到符合法定人数消费者的授权后,应被视为满足了代表人与实体法律关系的适当限度联系,因而可基于代理型任意诉讼担当理论提起损害赔偿特别代表人诉讼。在此基础上,通过默示加入制凝聚诉讼请求,有利于实现特别代表人诉讼的损害赔偿目标和诉讼效率,并可产生显著的外部性以保护消费者整体权益,实现公益效果,但作为程序正当性依据的诉权保障须予明确。     

浅谈国家赔偿法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缺位导致了国家赔偿制度的不完善,公民人格尊严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新的《国家赔偿法》首次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国家赔偿的范围,是对人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全面保护,然而本文就国家赔偿中的精神损害赔偿的概念、赔偿的必要性,赔偿金的扩大适用,以及赔偿标准等进行分析。     

略论无意思联络的数人环境侵权及其责任

无意思联络的数人环境侵权不同于传统共同侵权行为,也不是共同危险行为。根据损害能否单独确定及单一排污或开发行为与损害是否存在事实上的因果关系,无意思联络的数人环境侵权可能是数个单独侵权行为,也可能构成共同侵权行为。构成单独侵权的各行为人应单独承担责任,构成共同侵权的则对外承担连带责任,对内按致害程度大小分担责任。     

父母对子女的特殊侵权行为问题研究

自2003年国家取消强制婚检后,全国婚检率骤降,新生儿缺陷率激增。由此,提出患先天性遗传疾病的子女有权对导致损害后果具有主观过错的父母提出的一种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这一观点与传统伦理道德有矛盾。通过司法权和行政权相互配合,可以减少先天性遗传性疾病儿童的出生率。     

优先购买权若干问题探析——以房屋承租人为视角

优先购买权是指承租人按照法律的规定或合同的约定而享有的、在出卖人出卖标的物于第三人时,得以同等条件优先于特任购买的权利。该制度的设立对于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及资源的有效利用发挥了促进作用。但鉴于我国现行法律对承租人优先购买权制度的规定过于笼统,致使司法实践法律适用困难、判案标准不一等问题凸显,对我国司法公信力造成了不良影响。为此,本文从细节入手,以承租人优先购买权制度中部分承租与整体出卖情形下优先权的确定及承租人优先购买权法律损害赔偿为切入点,对我国承租人优先购买权制度进行分析。     

专利侵权损害赔偿额计算中的技术分摊规则

技术分摊是专利侵权损害赔偿额计算中适用的规则,它剔除了非专利因素创造的利润,使赔偿数额的计算更为科学合理.在英美法系的美国和大陆法系的日本,技术分摊规则的理论研究和司法运用有着悠久的历史,形成了许多技术分摊规则的理论学说和经典判词,颇具借鉴意义.我国司法实务中已经出现适用技术分摊规则的案例,但其操作比较粗放、随意,建议我国以市场价值分析法确定技术分摊比例,并由侵权人承担举证责任,以使损害赔偿额的计算更加精细化、科学化.     

基于互联网行业对反不正当竞争案件损害赔偿计算的若干建议

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受害人寻求通过民事诉讼获得救济，必须面临如何计算与证明所遭受损害的问题。普通民事诉讼的损害赔偿计算和证明已经是难点，具体到复杂、多变的互联网行业反不正当竞争案件的损害赔偿，则更加复杂。我们面临的现实问题是，近年来互联网行业有关反不正当竞争的案件越来越多，但法院判决的赔偿金额一直在低位徘徊，往往不能充分补偿受害人的实际损失，这在一定程度上放任了当前互联网行业不正当竞争的乱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