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司法的概念、特征及发展前瞻

互联网司法是信息化浪潮下互联网与司法融合发展的产物,是"司法互联网化"和"互联网司法化"双重过程的结果.与传统司法相比,互联网司法呈现出诉讼活动在线化、当事人账号化、诉讼规则现代化、法院电子化、审判智能化、网络治理司法化等新特征,并跨越了技术、组织、程序法、实体法等不同领域,需要重构具有自身特点的法理基础.未来,互联网...     

浅谈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社会属性

黑社会性质犯罪作为一种社会存在有其特有的社会属性。它是因果关系最为复杂的社会问题,是社会危害最为严重的刑事犯罪,是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严肃的政治问题。认识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社会属性,对黑社会性质犯罪进行定性研究,是解决黑社会性质犯罪问题的前提条件。     

董事ESG监督义务的法理逻辑与规范构造

ESG风险已经成为公众公司当前与未来面临的重大挑战。设置董事ESG监督义务不仅是应对ESG风险的重要制度安排,而且契合新时代公司目的的转向,有助于预防化解重大ESG风险,并能够弥补其他ESG促进机制的不足,因而具有充分正当性。尽管ESG属于新兴事物,但根据董事监督义务适用范围的双阶框架,设置董事ESG监督义务具有坚实法理基础。我国应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中明确设置董事ESG监督义务,并阐明其内涵。具体而言,董事负有ESG风险识别、建立和维护ESG风险信息和报告系统、事后调查处置ESG风险等义务。同时我国还应对董事ESG监督义务进行体系化构建,要求公众公司分别在董事会、经理层、部门、员工、利益相关者等维度构建落实董事ESG监督义务的组织体系。     

共青团参与社会治理的创新路径研究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团组织,主动参与社会治理成为题中应有之义。共青团要明确参与社会治理的角色定位,坚持政治属性与群团属性相结合,坚持政治引领、坚守人民立场、重视思想教育,不断满足参与社会治理的现实要求。要通过增强共青团组织力撬动共建力量、提升共青团服务力凝聚共治效能、巩固共青团引领力践行共享理念,不断创新共青团参与社会治理的新路径。     

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在制订村规民约中的运用探析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村规民约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载体,亟待将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运用到村规民约的制订过程...     

新时代深化街道管理体制改革的工作机制探析

推进街道管理体制改革是强化党对基层治理全面领导的必然要求,是推进城市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需要。实现强化赋权明责、推动力量下沉、促进改革增效的街道管理体制改革目标,迫切需要党建引领机制、决策指挥机制、工作运行机制、监督考核机制四种相互衔接的工作机制作保障。具体来讲,健全党建引领机制,建立健全街道党工委工作规则和党建工作协调机制,给街道党工委赋权,使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能力更加提高;完善决策指挥机制,建立工作会商机制,破解信息沟通瓶颈,使街道统筹协调作用更加凸显;创新工作运行机制,协调“区（市）、街道、社区”三级相关部门,使城市治理体制更加高效;优化监督考核机制,强化街道对职能部门的监督检查和评议考核,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基层干部“伪忙碌”：内涵、症结与纾解——基于公共行政行动理论的分析

政策落实的成效是衡量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其中,基层干部的行政行动是影响政策落实的重要因素。基层干部行动呈现出“伪忙碌”的状态,即基层干部表面上看起来很忙碌,但实际上并没有产生实质性的行动效果。这一状态不仅背离了基层干部的行政责任,也削弱了政策效能并影响着基层行政生态。基于公共行政行动理论建构“行政环境—行政者—行政风格—行政责任”四维分析框架,结合实践调研发现,基层干部“伪忙碌”的症结在于复杂环境加压下行政行动者实际角色边界泛化,进而导致行政风格“潜在异变”,使其间歇遗忘自身行政责任。要纾解基层干部“伪忙碌”现象,就必须从结构优化、角色定位、行动重塑、伦理规制等方面入手,加强对基层干部行政行动偏差的矫正,以提升基层治理的政策效能。     

“过渡型片区”体制：新时代乡村治理体制的新探索

乡村治理体制与基层社会的匹配程度深刻影响着基层治理效能。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乡村治理体制经历了从管区制到社区制的历史变迁,每一种乡村治理体制都是国家与社会基于不同时代的发展要求对乡村治理具体实践的创新与发展。在现代国家治理的新阶段,“社区制”乡村治理体制承担着提供公共服务、激活自治活力、便于有效管理的价值功能。但在现实中乡村社会治理条件不一、治理任务复杂多样,统一的、固定化的乡村治理体制很难承载所有的治理事务。乡村治理体制的设置,必须考虑该体制需要承载的功能、社会发展阶段及社会基础条件的差异性等复杂因素。在新时代乡村治理体制的实践创新中,“过渡型片区”体制成为治理有效的重要形式。相较于原有的乡村治理体制,其在主体构成、权力配置、运行机制、价值功能等方面具有新的特点,能够满足当下乡村治理的基本要求,助力治理有效目标的实现。     

再造社群：“村改居”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路径——以广州市N社区为例

再造社群是建设基层治理共同体的重要环节“。村改居”的空间改变打破了基层社会的关系秩序、治理秩序和生活秩序,使社区治理陷入信任缺失、参与不足和规范失效的困境。基层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关键在于再造社群,即社区通过利益契合鼓励居民建立公共信任关系,通过责任赋予推动居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通过情感激发促进居民遵守公共规范,使其成为潜在的社区治理资源,并能够被组织起来发挥作用。在城市社区,滕尼斯意义上的“共同体”较难实现,而“村改居”社区凭借其遗留的村庄治理资源再造社群,对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具有启发意义。     

透明国际组织官员解读中国反腐——专访透明国际组织亚太区项目官员廖燃

去年11月8日,全球知名的反腐败机构、总部设在柏林的透明国际组织公布了2006年度清廉指数排行榜。在世界上163个国家和地区,中国的排名从2005年的第78名大幅跃进到第70名,引起了国人的广泛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