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政治的失效:利益非和谐的成因分析

利益政治的应然效能就是实现利益的和谐发展,但在实然层面,利益和谐往往被认为可欲而不可求,原因在于利益政治会出现失效,本文着力于此,希望清楚解读这一问题,以便为深入实践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论非监禁刑与和谐社会建设

和谐社会理论具有丰富的内涵和重要的实践价值,是我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和目标。非监禁刑体现了刑罚轻缓化、刑罚人道主义和回归社会的理念。作为现代刑罚的发展趋势,非监禁刑在我国将会不断发展和完善,并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到重要的促进和保障作用。     

乡村混混与村落、市场和国家的互动——深化理解乡村社会性质和乡村治理基础的新视阈

乡村混混与村落、市场和国家的交互作用,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政治社会现象,构成我们深化理解乡村社会性质和乡村治理基础的新视阈。一方面,乡村性质决定了混混群体在与村落、市场和国家三者的互动中,表现出不同的群体特征、行为逻辑和生命轨迹。另一方面,乡村混混等农村灰色势力又构成了乡村治理的非正式的基础,影响乡村治理的诸多层面,从而构成了乡村治理的非正式的基础。     

对我国行政不作为现象的思考——以三鹿奶粉事件为例

三鹿奶粉事件等食品药品安全事件的频频发生,暴露了我国政府部门行政不作为的严重问题。它的实质是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对人民的事业极端不负责任,私利性、隐藏性、模糊性、普遍性是其主要的特点。根据对行政不作为现象产生原因的理性分析,我们需要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完善行政问责机制、健全行政不作为诉讼救济制度、将行政不作为赔偿责任纳入国家赔偿的范围和深入开展国家公务员职业道德教育等方面探索解决行政不作为问题的现实途径。     

利益均衡导向:论城市拆迁中政府职能的重塑

现行房屋拆迁制度下,为保证城市拆迁顺利进行,合理定位政府职能、明确政府角色至关重要.目前城市拆迁矛盾中暴露出政府职能的错位.对此,首先应该通过严格界定"公共利益",在此基础上区分公益性拆迁和商业性拆迁两种不同类型的城市拆迁行为,进而达到重塑现代服务型政府在城市拆迁中的职能,具体表现为:公益性拆迁由政府主导;而对商业性拆迁,政府归位到"制度保障者、市场环境缔造者和公正仲裁者"的角色.     

污染区居民如何扭转环境不正义——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华伦郡多氯联苯掩埋场个案分析

环境不正义的决策过程与结果,使社会弱势聚居之小区更容易受到环境污染的伤害,而环境污染为小区所带来的各种影响,又使得小区居民更加弱势。环境正义运动的主要诉求之一,就是要使民众有意识地参与环境政策过程。本文以此为基础,观察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华伦郡多氯联苯掩埋场抗议事件的发生,与其後二十几年的发展。本文从四个方面观察华伦郡这段抗议与矫正环境不正义的历史,分别是诉求观点、专业能力、政治结盟以及政策回应。研究结果得出四点结论：首先,能够引起广泛共鸣的环境正义诉求,是帮助小区内外联盟的重要基石;其次,小区居民专业知识与态度的培养,有助于提升居民与政府部门沟通的层次与地位;再次,弱势居民政治力的提升与政治结盟,是提高居民受害事实与基本权益能见度的重要管道;最後,政府的正面响应提升了民泉与政府共同合作解决小区污染问题的可能性。     

论宪法中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衡量

我国宪法中出现了"公共利益"这个词语,但究竟什么是"公共利益",至今没有明确的界定。为此,现实生活中出现了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存在衡量标准缺失的问题。文章从公共利益的含义界定着手,分析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衡量标准,并寻求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衡量标准缺失的解决途径。     

文学与博览会的对话——以1935年台湾博览会为中心

1935年的台湾博览会,台湾总督府作为策展者,力求将台湾装扮成“繁荣”、“昌盛”的形象,这些展示成了外界判定“日本殖民有功论”的资料证据。当时,台湾知识分子对博览会有相关的记述和叙事,他们以自己的“小叙述”,或纠正,或对抗策展者的“大叙述”。经由博览会这一空间,可以解读出台湾“殖民现代性”的驳杂性和多义性。     

论唐代科举取士中儒家思想与非儒家思想之争

唐科举中的"以文取士"在中唐后受到士大夫的普遍怀疑,也就是说出现了科举取士是"以文取士"还是"以德取士"之间的分歧,究其实质就是儒家思想与非儒家思想之争。从历史思想层面、阶级层面、社会文化层面对这一论争进行分析可得出:这种争论必然是短暂的,从长远来看,以文取士与以德取士必将融合。     

汉律“性越轨”治罪条令与汉代女性人身权益——基于简牍资料的研究

解读相关简牍资料可知,汉律"性越轨"治罪条令具有如下特点:轻视常人间的强奸罪,重视对和奸的判罚,为了维护夫权,量刑环节注重和奸中妇女的婚姻状态;在严惩乱伦行为的同时,客观上为某些特殊身份地位妇女群体架构起一个相对安全的空间;虽然汉律维护良贱等级界限,但对某些下层妇女权益有所关照。上述条令创制初衷乃为维护既有社会等级制度,而非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因此,对于汉代女性人身权益的法律保护而言,该条令虽产生过一定积极效用,但从根本上讲,无论是从立法条令内涵来印证,还是以司法实践效果来检验,均反映出该条令存在诸多局限。